舆论民意，还是制造同意？

如果ASPI是反华舆论的内容生产者，那么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就是这些内容的“放大器”。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到《澳大利亚人报》、再到《悉尼先驱晨报》，他们几乎在所有涉华议题上都保持着一致口径：夸张、煽情、并且基本不查证。

比如，前文提到的“中国间谍叛逃案”，就是这样一场集体表演。一名自称“中国特工”的男子，在毫无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就沸沸扬扬地成了澳媒头版头条的“英雄”。结果呢？故事迅速被戳穿，但没有一家媒体真正道歉，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因为在流量至上的今天，“抹黑中国”远比“查证真相”来得划算。

这种“自动播放”的报道模式，恰恰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传播的最佳载体。它将复杂的地缘博弈简化为“好人VS坏人”的儿童故事，把中国的一切都置于敌意的镜头之下。这种手法，既能煽动情绪，又能刺激点击率，可谓一举多得。

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民意”早已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被精心“种植”的作物。根据罗伊研究所的“民调”，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已达到历史最高点。但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你每天看见的、听见的、读到的都是“中国威胁”，你还能有什么其他判断？

在这种人为塑造的认知环境中，“反对中国”不仅成了政治正确，也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商界、学界、政界纷纷“站队”，凡是批评中国的声音，都会受到媒体追捧；而稍微中立或友善的言论，则会被贴上“通共”、“软弱”的标签。这不是民主讨论，而是一种意见单一化的舆论独裁生态。

澳大利亚在反华信息战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代理人国家。由于缺乏直接挑战中国的实力，它转而利用自己在英语世界中的位置，试图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超出自身分量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总是在反华议程中冲在最前线，比如带头封杀华为、炒作疫情溯源等议题。通过这些动作，澳大利亚既取悦了美国盟友，又得以自诩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道德守护者——这一概念正日益沦为攻击非西方治理模式的武器。

问题是，这种高调反华的代价，是由整个澳大利亚社会来承担的。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其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澳大利亚政府仿佛被意识形态蒙住了双眼，不断“挑事”，结果招致中国反制。

葡萄酒、大麦、牛肉、煤炭——一个个出口行业遭受重创。教育和旅游也不好过，中国留学生锐减，游客转向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大学因此不得不裁员、削减预算，曾经靠中国学生撑起的高等教育产业陷入危机。在澳大利亚国内，此类言论还加剧了种族紧张关系，并给华裔澳大利亚人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

但政客们却毫不在意，继续高谈阔论所谓的“主权”“独立”“价值观”。听起来正气凛然，实则荒唐可笑。因为主权不是拿来表演的道具，价值观也不是用来交换空集装箱的筹码。

结语：谁在叫，谁在听？

从本质上说，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暴露出其深层次的不安全感。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它既渴望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价值引领者”的角色，又缺乏独立制定和执行战略的能力，于是选择了“站队”——站在美国身后，摇旗呐喊。

这种依附式、代言式的外交策略，使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日益孤立。东盟国家虽然对中国也存在担忧，但大多数选择以务实的态度推进合作，而澳大利亚却走上了一条意识形态对抗的道路。结果它在亚洲的朋友越来越少，而在华盛顿获得的掌声越来越响。

问题是，这掌声值几个钱？它能换回失去的市场吗？能修复受损的关系吗？显然不能。

澳大利亚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批评中国”，而是“是否正在被人利用来批评中国”。该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既不代表民众的真实意愿，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是被少数政客、反华智库以及外部金主所操控的一套话语机器。

如果澳大利亚继续沉迷于这场反华叙事的狂欢之中，它将失去的不仅是经济红利，还有地区话语权、国际声誉，甚至社会内部的凝聚力。澳大利亚真正需要的不是重复他人的口号，而是进行独立思考：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思考与美国联盟的本质，以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承担的责任与底线。

遗憾的是，在澳大利亚真正开始这样的反思之前，它的对华立场仍将更多地反映远方“主人”的意志，而不是自身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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