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街面，既是多元力量与利益交织的舞台，也是冲突与张力随时可能引爆的空间。

曾几何时，城管作为城市管理执法的重要力量，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临时工”的身份标签更是频频登上新闻，被民众戏称为“背锅侠”。而如今，舆论场上的叙事已悄然转变，“地摊经济”“人间烟火”取代了过去剑拔弩张的图景。

然而，在这片看似平和的烟火之下，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博弈从未真正退场，利益的分歧仍在街角巷尾持续上演。换言之，“街面社会每天都会发生冲突”，那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它为何又能在整体上维持着一种平静有序？

带着这一疑问，观察者网对话了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魏程琳。十年前，魏程琳在社会学博士研究期间，曾以“借用人员”身份深入“大江市”城管局，进行超过180天的田野调研。他访谈了城管领导干部、一线执法队员、协管员及街头摊贩等多元群体200余人，并20余次随队参与现场执法。这些扎实的田野经历，最终凝结为他的博士论文，并于2025年8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该书为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富有深度的鲜活样本。

本文为对话下篇。上篇聚焦城管执法的转型困境，本篇则将镜头转向“城管临时工”这一长期被标签化的群体，并试图在街角的日常治理中，探寻“人民城市”理念如何真正落地生根。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城管临时工”

观察者网：您在书里一开始就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街面社会每天都会发生冲突，缘何又维持了整体上的平静有序？”给出的答案是“冲突在生产的同时也在被消解”。读完整本书，我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绝大多数冲突，其实是在一线执法人员与摊贩、灰产从业者等群体之间，通过日复一日的“你来我往”式的互动，被消解或暂时平息下去的。

您在调研过程中，曾与70多位一线执法队员、60多位一线协管员进行过深入对谈。他们在交流时有没有同您分享经验，聊聊执法过程中如何做到既要“亲近”以便和谐沟通，又不能“太亲”避免越界，这个尺度该如何把握？

魏程琳：这种界限的把握，其实是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默契。

在当下这个转型期，面对大量涌入城市谋生的人口，加上过去十多年治理经验的积累，城管部门逐渐意识到：摊贩是不会消失的。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他们开始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最基本的一条底线就是：我来了，你要走。比如遇到上级检查或领导视察时，你不能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市貌。在多次互动后，这成了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基本规则。

摆到中午就收摊的流动市场 作者拍摄于2015年

至于为什么不能“太亲密”，则源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天然存在的利益冲突。摊贩占用公共空间谋取私人利益，而城管作为管理者，代表的是公众利益，负责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两者的立场不同，利益天然存在张力。如果模糊了这条界线，让对方误以为“我们是一体的”，一旦涉及利益交换，就容易埋下隐患，甚至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我在书中也提到过类似的反面案例：比如有的协管员收了店家几百块钱好处，默许其违规外挂广告。结果遇到上级检查要求拆除时，店家就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了你们钱，为什么还要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原本的小利益输送，反而成了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正面经验与负面教训叠加在一起，逐渐塑造出城管与摊贩之间一种微妙的关系。我把它称之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彼此熟悉，却又保持距离。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是维系相对平衡、防止正面暴力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花了大量笔墨分析了“协管员”这一群体，称之为“准街头管理者”——对民众而言，更熟悉的称呼或许是“城管临时工”。在与这些协管员交流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和您聊起过自己工作中的困境与苦恼？

魏程琳：有的，我讲两个比较典型的情况。

在政府严格限制城管执法人员使用强制手段、不能过度强硬管控街面之后，很多临街商户开始出现“出店经营”的行为——他们不是流动摊贩，而是有固定铺面的商户，却把摊位往外推，在人行道上做拉面、烤红薯、卖菜卖鱼等等，占用了大量公共空间。这时候执法人员必须一家一家去规范、劝导，但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由于政策上“太娇惯”，商户违规成本低，类似的情况频繁出现。

执法人员既不能强行收缴物品，也不能暴力驱赶，只能一个一个去捡拾、劝导，工作压力极大。当时有一位正式的城管执法队员甚至无奈地说：“你干脆给我个垫子，我从街头给他们磕到街尾，求他们退回去算了。我实在没办法了。”这句话虽然带点调侃，但真实反映了执法人员的无力感。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治理效果却大幅下降，这也是治理手段失衡之后带来的现实困境。

协管员群体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困惑，是关于合法性的缺失。协管员不是正式的执法队员，不具备执法权，只能作为辅助人员配合正式队员开展工作。换句话说，只有在正式队员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参与管理；单独面对摊贩时，只能进行口头劝阻，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有些精明的摊贩会留意他们身上的制服标识，一旦认出对方是协管员，就会理直气壮地说：“你没有执法权，不能管我。”这让协管员在工作中常常处于尴尬境地。

流动摊贩管理 作者拍摄于2015年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提到，不少年轻协管员是学历不高的“无业”人员，而一部分中年协管员则属于失业下岗或半退休状态，更偏向“求稳”。除了书里的介绍，您对他们有没有进一步的定量或定性分析？比如，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协管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否呈现出鲜明的差异？

魏程琳：确实有差异。目前，政府在大力压缩非正式执法人员数量，政策上要求正式执法人员与非正式人员的比例控制在1:1左右。但现实是，治理任务繁重，导致协管员实际上不得不大量补充，很多地方的比例实际达到1:5，甚至1:20。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根据我的调研了解，协管员大多是本地人，但工资水平普遍偏低。以我当时在“大江市”调研的情况为例，他们的工资一般在2000元左右，加上周末和夜间值班，一个月到手可能最多就40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水平，决定了那些真正有生存压力的人，很难在这个岗位上长期待下去。

年轻的协管员，比如刚初高中毕业或大中专毕业的这批人，其实大多属于“过渡型”人员。他们做协管员、辅警、门卫或保安，更多是把这份工作作为进入社会的一个起点或跳板。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普遍不强，更多是跟随、配合，作为辅助角色存在。

而中年协管员，尤其是市区里的这部分人员，大多数是“谋生型”的。他们面临着现实的家庭经济压力，这份收入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生活来源。正因为生存压力大，他们中有些人更容易出现一些失常行为，如走漏风声、吃拿卡要、收受贿赂等。

当然，这两类人之间也会有互动。年轻人在“老油条”的带领下，有时也会跟着“沾点便宜”。

城郊违建拆除 作者拍摄于2015年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稳定型”的协管员。我在书里提到的老杨，就是这类人员：他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又不愿闲着，有一份工作既能交社保，也能打发时间。这类人现在也不少，比如城郊村征地拆迁后拿到补偿款的村民，家长会把孩子送来当协管员，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为了“有个事做”。

所以说，协管员虽然同属一个群体，但他们的动机、处境和行为模式，其实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