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曾是边缘地带的代名词，是城市问题的容器。”换言之，它是城市治理中最复杂的场域——多方主体在这里交汇，多元利益在这里碰撞：比如，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周旋；再比如，渣土车“多拉快跑”的逐利本能与市民对道路清洁的诉求间的角力。

而在这一幕幕动态拉锯中，藏着一个常被忽略的深层追问：“街面社会每天都会发生冲突，缘何又维持了整体上的平静有序？”

魏程琳，现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十年前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曾以“借用人员”身份进入“大江市”城管局参与日常工作，累计调研逾180天，访谈城管局领导干部、一线执法队员、协管员与街头摊贩等多元群体共计200余人，并曾20余次随队参与现场执法。这些扎实的田野经历最终凝练为博士学位论文，后于2025年8月由东方出版社付梓出版，成书为《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为理解中国城市治理的深层逻辑提供了一个极具分量的鲜活样本。

基于此，观察者网与魏程琳展开深度对话。本文为上篇，旨在剖解城管执法的转型之困。下篇则将镜头对准“城管临时工”这一群体的真实面影，并试图探寻在街角的日常治理中，“人民城市”理念如何真正落地生根，文章将于近期刊登。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进入田野

观察者网：第一个问题关于案例的代表性。《街角之治》被收录“基层中国”研究系列，而您在书的结语部分也有点到“本书的结论来源于对中部某省会城市的实地观察分析，某些判断和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城市的治理演变”。那么，您在“大江市”的田野调查结果，能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基层治理？或者说，它更多是代表中国的哪一个截面？

魏程琳：我先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街头空间治理，重点讨论的是城市基层治理的转型问题，主要展现了1990年代以来，城市政府从早期提倡“马路市场”“向马路要经济”，到后来通过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来提升城市形象的过程中，政府治理行为的转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互动。

《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实拍图

1990年代以来，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时期。与此同时，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过去较为集中的状态，转向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以及政府向社会和市场放权的过程。经济与社会大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市场化和城市化。商品住宅的开发，一方面推动了城市边界的扩张，将城郊农村变为城市区域；另一方面，也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买房和就业。

在这一进程中，城市街头的管理压力急剧增加。相比于单位制时期高度有序的社会形态——当时人们大多隶属于单位，农民进城住宿都需要介绍信——1990年代之后，城市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自发流动的动态空间。大量农民进城摆摊设点，加上部分企业改制后的下岗职工进入街头从事小本经营，街头空间秩序维系的压力日益凸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城管机构应运而生。

从全国范围来看，城管的前身——市容监察队，大约在1991年前后开始设立。政府设立市容监察队，旨在解决当时城市管理中的“九龙治水”问题。也就是说，城市街头并非没有管理部门，而是部门太多、职能分散，管理效率低下。市容监察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出店经营、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管理、街面广告、门前三包、环境卫生等。在此基础上，到2000年前后，各地陆续成立城管局，进一步整合了市容、市政、规划、环保等多个部门的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可以通过某个典型城市的历史脉络得以体现，“大江市”正是这样一个代表。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来看，“大江市”作为一座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型城市，同时又处于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等级和空间过渡地带，在城市治理层级、治理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设计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既反映了一二线城市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转型过程，也代表了当前三四五线城市正在经历的治理转型路径。

观察者网：书的副标题是“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而对于如何诠释“街面空间治理”，在那么多细碎繁杂的工作中，您选了小摊贩、渣土车治理、车窗抛物这三个切入点。这一安排是出于哪些考量？

魏程琳：我最初接触城管局时，以为它的工作主要就是摊贩管理。但随着调研的深入和对这个部门了解的不断全面，我发现它的工作内容其实可以概括为“7+1”：“1”指的是地方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而“7”则来源于其他七个部门的职能整合，包括市容环境、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工商行政以及公共安全交通。

我希望通过相对集中的案例方式展示城市街头治理的样态，呈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的日常工作机制，还原街头治理的常识，揭示街头冲突生成的复杂过程——这是本书最核心的要点。

流动摊贩管理 作者拍摄于2015年

基于这个认识，我在书中设计了有逻辑递进关系的三个案例：

首先，小摊贩管理展现的是城管部门日常运作中最常见的工作内容，体现了执法过程中“刚柔并济”的机制。

渣土车案例则不同，虽然它在日常生活中因主要在夜间工作而不易被察觉，但恰恰是城市治理中冲突性和暴力性最集中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暴力程度并非由夜间作业这一时间特征决定，而是与管理行为背后的利益博弈密切相关，利益冲突越大，暴力冲突就越剧烈。

最后，我希望通过“车窗抛物”这样一个小切口案例，探讨未来城市治理的可能，展现国家与社会协同共治的机制。

从冲突的生成、消弭到合作治理的演进逻辑看，这三个案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从冲突较小、到冲突加剧、再到冲突化解并走向合作的过程。这也呼应了我们所期待的“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城市治理理念，展现了迈向“人民城市”的渐进路径。

观察者网：您在“大江市”进行了长达180多天的田野调查，作为“局外人”进入城管系统内部，最终获得了您所说的“内部人视角”。这种调研方式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您是如何逐步获取他们信任的？

另外，城管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在与摊贩或灰色产业从业人员的接触中，可能存在一些不愿被外界看到的权力寻租行为——您书中也提到了“吃拿卡要”“走漏风声”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您如何避免自己的调研报告成为他们的“传声筒”，即只呈现他们想让公众看到的一面，表达他们希望你表达的内容，而有意无意地隐去那些相对负面的部分？

魏程琳：您提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做田野研究时最常面临的挑战——既要深入其中，又要保持独立观察和分析的能力。

第一个是关于“深入”的问题。形式上进入一个部门实习，或者进入一个社区，并不代表你真正融入了那个场域。这种“悬浮感”是田野研究中的普遍困境，包括今天我在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做毕业论文时，也常常看到他们面临这种被“置身事外”的尴尬。破解的方法就是“深入”，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把事物运作的复杂机制和细微之处呈现出来。

大多数人对于城管工作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或基于个人经验的片面认知。我当时的做法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大江市”城管局。一开始被安排在宣传部门，接触到的都是积极正面的宣传材料。为了融入，我每天坚持和工作人员同步上下班。但一个多月后我发现，获取的信息太有限了，根本看不清真实的状况。随后，我调整了研究策略。我争取机会下到区城管局，又顺势向区局领导申请下到城管中队，开始跟着一线执法人员去街头执法、观察、记录整个过程。

作者发于2015年的一条朋友圈

而从外部“观察者”转向“内部人”的视角涉及“信任”问题。信任这个问题，既难解决，也好解决。如果你以一个批评者的姿态，或者带着一种刻意的“客观”“独立”的角色去观察他们、和他们讨论，他们是能感受到的。所以我当时的原则是：先把自己当成他们的一员，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去思考，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他们。

当时作为学生，我有一定的优势——年轻，心态有韧性。比我年长的，我虚心请教；同龄的，很容易建立起熟悉和信任。我和执法队员一起上一线执法、一起夜间守控、一起吃工作餐……这些非正式的接触场景，为我们创造了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我可以随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且我是怀着真诚之心去请教的。

现在回过头看，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获得“内部人视角”的同时保持学者的独立思考，需要把握三个关键：

第一，不能把自己当外人。既不能端着学者的架子，不愿意和他们深度接触；也不能过度客气，客气反而融入不进去。

第二，保持学者的思考。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虚心请教。同时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问题化”倾向，把什么都当作问题来批判；二是“合法化”倾向，把什么都当作理所当然，也就是您刚才说的“你表达的都是他们希望你表达的东西”。学者的独立思考必须贯穿始终。

第三，经常做记录，阶段性做总结，明确进一步深化的方向。田野研究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需要不断反思和校准自己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