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到哪里？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

开始毛主席曾考虑，八路军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在那里创造游击根据地。还专门要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与阎锡山交涉：9月25日前后，一一五师和一二零师就可开到前线，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和张家口之间，要阎锡山通知3省政府并转令各县县政府，用通令下达给友军和地方，说明红军的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以免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而发生许多纠纷。[11]

但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日寇从北路和东路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攻占张家口后迅速折而南下，八路军原计划9月25日前后开到大同集中，阎锡山要集中力量组织“大同会战”，但他的防线一触即溃，守卫大同东北天镇的晋绥军，甚至日寇还在数十里之外就闻风而逃。[12]

大同会战还没开始，日军9月13日就占领了大同，气得阎锡山把自己的十三太保之一，守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枪毙了，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就这样连阎锡山都不能容忍的闻风而逃的国民党将领，现在也被有些人说成是因援军未到不得不撤退，成了被冤杀的国民党抗战名将了。在东路，日军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八路军仍按原来设想行动，就可能使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是十分不利的。

李服膺（1890-1937）

面对山西战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毛泽东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这是一个重大改变，为此毛主席连发3个电报与前线沟通。

9月16日，毛主席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改变部署的意见。毛主席指出：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续进攻取太原。在此情况下，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

毛主席的意见是：拟以一一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一二零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一二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13]最大的变化是不再全部集中到晋东北了，而是分散在以上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中午，毛主席又发一个长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还有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进一步说明改变八路军战略部署的形势判断和要求。形势判断主要有5个方面：[14]

一是对日寇第一期作战计划的基本判断。敌攻华北大约分4路：一路山东，现未出动；一路津浦线（天津到南京浦口），已经攻至沧州马厂；一路平汉线，在涿州以北未动；还有一路是平绥、同蒲线，这一路是主力，日寇企图以大迂回姿势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5省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

当时上海正在打，毛主席分析说，日寇上海进兵，主要是破坏中国经济命脉，同时钳制中央军主力，以便利其夺取华北。

二是对日寇右翼迂回部队的判断。日寇右翼主力分为三路，均以追击姿态前进。一路占领大同后，现在未动；一路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向晋绥军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之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军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判断这两路部队要组成联合兵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第二步向两翼迂回之目的。

三是阎锡山以灵丘为山西生命线，拟在平型关以北举行决战。如决战失败，敌必速攻平型关、雁门关，待后路预备兵团到达后，主力直下太原，使绥远西境、恒山山脉南段五台、平汉路北段各军，均不得不自行撤退，彼可不战而得上述各地。

四是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被占所证明。

五是阎锡山指挥下的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做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的结论。

毛主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