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战原则，毛主席在不同场合不厌其烦，反复地对内强调、对外说明。为什么？因为党和军队内部思想认识不统一。

国民党蒋介石则更不认同。他们的企图很明显，主要有三点：一是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是要求红军分路出动，使不能集中，强使听命于他们；三是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介石的属下，他行使命令就能直接指挥我们的部队了，到那时党的问题和边区问题，也就让他顺便解决了，甚至可以不许我们再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13]

根据这种情况，在给谈判代表发出训令的同一天，毛主席和张闻天又给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博古、林伯渠，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发通知，并让他们告诉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等，准备到洛川开会讨论重大军事问题。因关系重大，要求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贺龙、关向应一齐出席，还有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凯丰、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都参加会议。[14]这实际上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萧劲光等到毛主席窑洞汇报工作，告别时毛主席对萧劲光交代了一个机密任务。毛主席说，党中央准备到洛川开个会，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还特别叮嘱，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萧劲光接到任务后，与军委主管后勤工作的杨立三一起，开着大卡车转了大半天，才在界子河附近的冯家村找了一个很保密的地点。[15]

这里在洛川县城东北十多公里，处在延安同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的云阳中间，是一个比较偏僻安全的地方。洛川县县长是国民党的，城内和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但四周乡村则是红军重兵屯集之地。[16]毛主席就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

洛川会议旧址

洛川会议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毛主席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在这个前提下，红军有5条基本任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他说，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

毛主席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以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现在又要实施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统一认识是非常困难的。

在会上，张闻天与毛主席基本一致。他说，要认清红军是党军，要使用得最有效，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指挥问题上就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力量使用也是如此，要稳重点，我们可以宣言全部出动，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红军的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17]

讨论时，任弼时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部队出动后，应当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18]

彭德怀认为：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和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决心。基本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要战术上要很谨慎，在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集中优势与敌人的力量来袭击敌人，用广泛地开展武装农民来掩护游击战争。对任弼时提出的游击战、运动战问题，他的看法是：“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19]彭德怀说，我看运动战也可以，我们同国民党军的运动战不是打得很好吗？[20]

林彪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他说，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21]

可以看出，他们的根本态度是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怕的，照打不误。

周恩来也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22]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他把这种打法称作运动游击战。[23]

朱德在会上做了多次发言，认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在华北的持久战。即使友军都退下来了，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住。我们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红军要出动，其他工作人员也要出去，这是争取前面抗日工作胜利的重要一环。[24]

朱德赞同发动游击战争，但也有些顾虑：我们不打大仗，国民党会怎么说？人民群众会怎么说呢？外界舆论会怎么说呢？

张浩是支持毛主席的。他说：我们应分为4个梯队，在侧翼多开展游击运动，不一定求开始的硬打求胜，而在最后的胜利。[25]

关向应以贺龙和他自己的名义，做了简短的发言，明确表示赞成红军迅速出师，尤其拥护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贺龙还主动提出，将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26]

徐向前没有集中发言，除了插话就是听，他赞同毛主席的意见。[27]他回忆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他印象最深刻，毛主席强调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毛主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与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主席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的合影。

徐向前的回忆中，把毛主席当时讲的道理，为什么坚持那样的方针讲清楚了。他还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些非凡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28]

聂荣臻说，召开洛川会议，主席的意图是要解决作战方面的战略方针问题，就是要打山地游击战，主席强调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轻视它，也不能用打国民党的办法，那不行，子弹缺乏，武器很少，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怎么办？所以硬拼硬打是不行的，同时那样子也不能发动群众，不能建立根据地，不能扩充我们自己的队伍。会上有些不同意见，我赞同主席的意见，赞成山地游击战，着重要独立自主。[29]

会议讨论中，实际上出现了4种意见：一是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二是林彪等主张的大兵团运动战；三是任弼时、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四是还有一些同志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对独立自主基本都赞同，只是有的认为独立自主只是相对而言，但对怎么打法意见很不同。

最后结论是什么？有的说，因军队急于出发，会议上没有充分地展开讨论。[30]有的说，对讨论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对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31]有的说，在林彪、彭德怀等人的坚持下，毛主席修改了最初的提法，规定为基本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32]

其实，毛主席最初的提法，就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地带发展，但山地游击战必须是基本和主要的。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他对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这一次是模糊的，有时谈运动游击战，有时谈游击运动战。[33]

他所说的概念模糊，就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谁主谁次的问题。

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曾提议休会3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个毛泽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不愿让大家面红耳赤地争论下去，就用休会来作转圜。在休会期中，毛张等人企图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接触。[34]尽管他有些对毛张的恶意，却反映了当时统一思想之难。遇到会上争执时，会下沟通难道不是正确的工作方法吗？

萧劲光回忆说：“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5]

聂荣臻感慨地说：“主席呀，他是看到后头那一层，就是日本人败了以后，我们要转入进攻，所以要独立自主，要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36]

是啊！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之前，毛主席就精准地预见了战场形势和特点，甚至预见了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并且指明了立于不败之地的正确方向和办法，有如此超前思维的伟大战略家引领是多么幸运！

毛主席思想深邃，目光远大，往往不容易被认同。洛川会议后，一些不同认识还会延续下去，统一思想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往往是在看到历史展开以后的结果，才会深深地认识到，他的思想和智慧无与伦比。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0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654-65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460页。

[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7页。

[9]《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页。

[15]陈冠任著：《建国录3毛泽东别传（1921-1949）》，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82-683页。

[1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88页。

[19]彭德怀传记组著：《彭德怀全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20]陈冠任著：《建国录3：毛泽东别传（1921-1949）》，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685页。

[21]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页。

[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版，第386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页。

[2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660页。

[25]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26]《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27]《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28]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572页。

[29]《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32]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页。

[33]彭德怀传记组著：《彭德怀全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376页。

[3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429页。

[35]《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36]《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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