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二部分：应对日军战略进攻的军事思想

三、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文/王立华】

这一节，主要讲八路军进入抗日战场之前，毛主席坚持提出到敌人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是我军作战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们统一思想很不容易。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已经被逼到非打不可的地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即将走上抗日前线。毛主席的思考重点也从如何尽早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转向红军走上抗日前线后作战原则。

即将展开的对日作战，完全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一是面对的敌人更强大，日本是完成了工业化军事化的国家，是战争潜力巨大的列强之一，是已经在中国攻城略地多年的国家；二是蒋介石在民族矛盾尖锐背景下答应合作抗日，但阶级矛盾依然尖锐存在，他们既是抗战的友军，同时又亡我之心不死，不能不防备；三是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不断妥协让步，并且依然幻想和平解决，并没有做好必要的战争准备，不能指望他们能够与日本打胜仗，必须考虑到他们兵败后的情况。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和战争背景下，毛主席提出在敌人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有4个关键词：一是敌后，国民党军在日军正面，我军在敌后，从敌人侧翼或后方袭击，策应正面战场，这是战略分工；二是独立自主，在大的抗日战略部署下，我军独立自主地决定什么时间打、打哪里、怎么打等，不受国民党制约；三是山地，在日军后方四面临敌，只有山地才最有利于发挥我军优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四是游击战，由大规模的运动战，改为小规模的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把游击战争摆到突出的战略地位，是一个目光远大的创见和转变。必须得到两个方面的认同：一是要在内部统一思想，特别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层，红军本来是打大规模的运动战，现在要转变为小规模的游击战，这个思想弯子转起来不容易；二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友军必须把话说清楚，明确进行战略分工，讲清自己的作战原则，最大限度地争取认同，以免打起来之后误会、扯皮、生出更多纠纷。首先是自己内部统一认识。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毛主席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在办法中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1]在这里，只是提出原则和分工，但还没有具体展开。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7月底，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要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正在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立即返回延安，赶到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出席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出动和参战行动方针。[2]

8月1日，毛主席和张闻天一起，给正在云阳开会的周恩来等提出明确意见。毛主席指出，关于红军作战要坚持两项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宜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以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毛主席要求，以上这两项原则与同志们一起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3]同时告诉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等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4]

8月4日，毛主席和张闻天提出《对国防问题的意见》，电告正在云阳开会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因为他们要去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毛主席要求，同时把这些意见告诉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博古、林伯渠，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一军团代理军团长陈光、政治委员聂荣臻，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援西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援西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述申等，让大家都知道这些基本想法，以便在领导层形成共识。

这个意见中，毛主席对红军作战原则明确提出：一是“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游击战由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二是“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争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三是“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争，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给予必要的补充。”四是“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5]

但在毛主席发出电报的当天下午，云阳红军总部的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等讨论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是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认为抗日战争的方针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在抗战中的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要以分区集团的防御钳制敌人，反对单守不攻与退却逃跑。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二是提出《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对红军主力只出三分之一的问题，经过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同时估计到持久战的消耗，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6]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的联络后方。[7]

他们提出的这两个意见，与毛主席、张闻天的意见有明显不同。第二天微午，就是8月5日近中午时，毛主席、张闻天做了3条答复：[8]

甲、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这样提出较自由、活泼而有效。即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

乙、使用兵力问题。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不说几分之几，事实上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

丙、补充接济的后方问题。除陕甘不必提出外，可以要求包头、宁夏，但必须着重要求晋西、宁、绥、榆神府，事实上马鸿逵恐难合作 ，仅在中苏 军事同盟订立后有此可能。

这个回复是非常重要的。国民党的企图是要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圪劳里叫日本把我们包围消灭。[9]

毛主席要求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是正面作战，更不是独当一面，而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友军作战，是从侧面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再就是考虑到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还有后方安全，红军不能主力尽出，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守卫后方。

但毛主席也吸收了大家的意见：一是把游击战改为游击运动战，不排除有利条件下规模大一些的作战；二是出动兵力由三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但对蒋介石不说几分之几，不能让他抓住话柄制约我们。

毛主席虽然几次讲明作战原则，但还是有很大不同意见，说明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地理解。出征在即，内部统一思想很重要。

8月9日，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在延安先召开会议。毛主席对大家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10]

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在报告中说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

8月10日，毛主席给派往山西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发报。要求他同各方接洽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并要求他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做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11]实际上就是让他与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坚持的作战原则是什么，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8月17日，毛主席又通过正在与我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告参加南京国防会议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要他们速通知阎锡山，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他节制。[12]

8月18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的训令。这不是商量和建议，而是行政命令，是不容商量的组织意志，也是为了让对方知道，这是不会退让的底线。其中讲到红军作战原则时，要求与国民党讲清楚：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不分割使用；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