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九师：共13000人。[8]

师长刘伯承（曾任南昌起义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西路军遇挫后任援西军司令），副师长徐向前（此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西路军总指挥），参谋长倪志亮（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后勤部部长），政训处主任张浩（此前是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政委，恢复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后任一二九师政委），副主任宋任穷（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连党代表，红军学校政委，到陕北后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军长，援西军政治部主任）

第一二九师主体，是四方面军没有过河的四军、三十一军，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等部改编而成。

一二九师下属两个旅：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是四军改编而成，旅长为王宏坤（曾任红四军军长、政治委员）、副旅长为王维舟（曾是川东游击司令员，四方面军到川陕后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后被张国焘撤职，到陕北后任军委四局局长，负责教育训练和军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但改编后三八五旅旅部留在了陕北。部队到前线后，1938年6月，在太行区又组建了新的旅部，旅长陈锡联（原三八五旅下属的七六九团团长），政委谢富治（三八六旅下属的七七二团政训处主任），一二九师编制中有两个三八五旅：一个以陈锡联为旅长，在前线，一个以王宏坤为旅长，在后方；三八六旅是第三十一军改编，旅长陈赓（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副旅长陈再道（此前是红四军军长）。

改编后，三八五旅旅部和下属的第七七О团，还有陕北红军改编的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等，都留守边区归留守处建制。

一二九师实际出征人数为9160余人。[9]

为什么要设置留守处，而且留下一定数量的部队？

本来毛主席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反复谈判不成，又提出底线是编4个师，其中3个师赴抗日前线，1个师留守延安，但蒋介石断然拒绝。最后达成妥协，延安可以设一个留守处。[10]

因为，陕甘宁边区东临黄河，河对岸就是日军大兵压境的山西省，日军进攻很快就向河防逼迫，一旦河防失守，不仅边区不得安宁，中央与出征部队的联系也会被切断，所以，保卫河防是留守部队的第一任务。另外，蒋介石一面要红军主力全部出动，一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这是很不正常的，[11]如果没有预防准备，极有可能发生不测，总不能把后方根据地和首脑机关让人端掉吧。还有，边区内部有较大的土匪团伙40多股4000多人，烧杀抢劫，很不安宁。[12]

当时，也有党内同志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以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主力走。毛主席对此却有不同的认识，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他就不同意走州过府，认为那是单纯军事观念和流寇主义，对已经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从不主张放弃，而是想方设法地保卫巩固和发展，一点一点地积攒革命的家业。部队改编时他提出三点意见：

“（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十年内战留下的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三）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13]

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下达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命令的同时，毛主席又下达了《关于陕北红军各独立军师改编的电令》，[14]把陕北红军基本留在了边区，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部队。其中：

原陕南七十四师，改为一一五师辎炮两营，驻防富县、甘泉一带；

原独二师王兆湘部，改为一二О师工兵营，驻防神府；

原独一师及陕北独立团，改为一二О师特务营，拟驻防靖边、横山一带；

原二十七军，改为一二О师辎炮两营，拟驻防安边、宁条梁以南地区；

原三十军，改为一二九师炮兵营，驻防庆阳、镇原一带；

原陕甘宁第三团二三连和关中警卫营，合编为一二九师辎重营，驻防宁县一带；

原陕甘宁一、二、四团，改为一二九师工兵营，驻防环县、合水一带；

原二十九军，改为一二九师特务营，驻防定边和盐池；

此外，一二九师留下一团驻防同官或洛川，留下一团驻防淳化、旬邑、正宁一线。这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

整个陕甘宁边区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神府、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富县、洛川等县为东地区，留守处以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以定边、盐池、环县、庆合、正宁、淳化、旬邑等县为西地区，留守处以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

改编的八路军一共46000人，开赴前线的部队约32000人，[15]留守处留下的部队约14000人。八路军3个师每师编制两个旅，留守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也相当于两个旅。留守部队统受中央军委参谋长萧劲光指挥。

留守处主任命令下发后，毛主席对萧劲光说：“蒋介石给你个主任，我给你个司令员，叫起来也好气派些！”他还亲自参加了留守处成立的军事干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到最后拍着萧劲光的肩膀说：同志们，我的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部队吃饭啊！还看着萧劲光说：萧劲光啊，我准备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你也得做这个准备哟！[16]

1937年12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留守部队改为8个警备团和一个骑兵团。留守兵团下属的武装力量还有：以高岗为司令员的保安司令部，下属关中、庆怀、三边、神府4个军分区；以陈奇涵为司令员的绥德警备司令部等。[17]从而构成对中央首脑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守卫力量。

萧劲光（1903-1989）

萧劲光与毛泽东

八路军改编出征后，9月11日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又来电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朱德、彭德怀为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但八路军出师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除正式公文外，一般情况下，人们仍称八路军。[18]从此，八路军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代名词，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人们还叫解放军为八路。甚至在蒋介石跑到台湾之初，还在忌惮八路。台湾基隆市的街道，从爱一路到爱九路，独缺“爱八路”；从义一路到义九路，也不见“义八路”。[19]

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基本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改编。八路军下属3个师，每个师定员15000人，共45000人。因为要设置三个师以上的指挥机关，编46000人。后方守卫力量存在于各师编制中，以各师留守部队名义存在，这种安排合情合理合法。

第二，基本以三大红军主力为基础改编各师。一一五师以一方面军为主，一二О师以二方面军为主，一二九师以四方面军为主，按陕北红军的数量可以编成一个师，但蒋介石只给3个师的编制，陕北红军只好分散配置在各师中。但实际上他们还是一个整体，在改编时就考虑让他们充当各师留守部队，在后方接受留守兵团的统一指挥。

第三，基本以原来领导体系配备领导干部。一一五师林彪、聂荣臻，第一二О师贺龙、萧克、关向应，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等。四方面军到西北后主要领导和部队过河成为西路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部队大部损失，没有过河的两个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和张浩分别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改编时徐向前已经回到延安，陈昌浩没有回到延安，还有一批将领没有赶回来，此时刘伯承、徐向前、张浩作为师长、副师长和政委也顺理成章。三十一军军长萧克到一二О师当副师长，早期曾在四方面军当过师长的陈赓，到三十一军改编的三八六旅当旅长，也是合情合理。

第四，守卫中央首脑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主要由陕北红军和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高度信任，也是对陕北红军本土优势的科学安排。还有，原红一方面军编成的一一五师，作为抗日先遣队率先出动到向东发展的抗日前线，安排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没有留在后方。不像国民党军那样分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把非嫡系部队放在前面消耗，保存嫡系部队的力量。

第五，改编为八路军后领导干部基本都是“降职”的。由方面军总指挥、政委当八路军的师长、副师长和师政委，由军团长当旅长副旅长，由军长当营长等，下降了五六个级别，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在这支抗日军队中并没有成为主要问题，没有影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性，也没有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反而到前线很快发展起来，靠自己的实际能力做大了。1937年8月下旬改编，到年底就由46000人迅速发展到80000人，到抗战胜利时八路军发展到近103万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