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由美国政府发起，包括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在华盛顿开会，根据美国提出的在华“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签订了一个9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

毛主席说：今天不同了，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为什么这样说呢？毛主席说，刚刚发生的两件事说明了这个方向：

一件是冀东事变。1935年11月25日，日本人嗾使国民党河北政府官员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22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些汉奸以“防共”名义脱离了南京政府控制，投靠了日本。[3]

一件是外交谈判。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对华三原则”：一是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是中国承认伪“满州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是中日共同防共。之后日本与南京政府多次谈判。不久，广田在日本议会说：中国政府业已承认帝国所提出之三原则。国民党政府则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既非全部承认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只卖给日本一个国家，因为其他主子不同意，除了这点都可以。南京政府是以“共同防共”名义丧权辱国，对日投降。[4]

毛主席用这两件事说明，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占领东北4省了，而是通过实际行动蚕食中原地带，要进一步吞并全中国了。

在国家危亡的形势面前，中国人怎么办？

毛主席说：“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面对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应当只有同样的声音，但实际上却是众说纷纭，甚至截然相反，有些非常离谱的声音还非常大，你搞不清为他们什么会那样。其实，从根本利益关系的不同来分析，也就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会迎刃而解。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作

我们看看毛主席的方法。他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告诉大家中国各个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根本态度：

第一，“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毛主席讲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九·一八”以来的反日浪潮，事实证明，这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第二，“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包括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什么要反抗？因为他们和中国的农民一样，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下层老百姓要抗日，上层是什么状况呢？当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是怎样的呢？

毛主席先分析那些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这些人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

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是利益决定的。实际也充分证明，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如果不是一再对日妥协投降，日本人能占领东北后又占华北，甚至要占领全中国吗？这说明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上层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毛主席做了重点分析。

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既然如此，他们也可以反帝反封建。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再细分：“他们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右翼就是反动保守的部分，与地主买办比较接近，更多维护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对这些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

第三，重点来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

这种分析正确吗？毛主席举例说明：

一个是蔡廷锴等人。他们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他们同红军打过死仗，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福建便同红军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

蔡廷锴（1892-1968）

蔡廷锴等并不是孤例，毛主席还列举以下事实：

1926年和1927年，革命军打到武汉、河南的时候，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

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抗日同盟军；

1931年12月，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变成红军，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还有马占山在东三省抗日等。

马占山（1885-1950）

由此得出结论：“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我们认识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争取的。

还有，中国最反革命的地主买办阶级是铁板一块吗？也不是。

为什么他们不是铁板一块？毛主席认为，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即便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不久以前也在我们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了，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军阀，也在“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的口号下同蒋介石对立。

地主买办阶级营垒的这种分裂奇怪吗？毛主席说：“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在此，我们看到毛主席的分析方法和策略原则，即使最对立的营垒也不放过争取的可能。这个讲话半年后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李宗仁等也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

由此毛主席得出结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