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沙俄以保护中国免受日本侵扰为名，加快了对清政府的施压。1895年，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又称《俄法洋款合同》），俄国向中国提供战争赔款贷款的同时控制中国北方地区经济活动；1896年，沙俄又借尼古拉二世加冕为由邀请李鸿章赴俄，在莫斯科威逼利诱其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中俄密约》名为建立中俄军事同盟，实则以“联合防日”为由，通过修筑铁路，夺取利权，将沙俄势力直接引入中国东北地区，将东三省变为俄国势力范围的同时，也为日后攻略华北长江流域埋下伏笔；同年9月，中俄代表又在德国柏林签订《合办中东铁路公司合同》；1898年双方先后在北京和圣彼得堡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以及《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实现了其夺取远东不冻港的长期诉求。

沙俄的一系列行为引起英日两国的极大震动，不仅使日方放弃了与俄国进行外交妥协的战略方针，也加速了英国转向日本寻求战略支援的进程。1898年，为对抗俄国强租旅大，在《旅大租地条约》签署的第二天，英国便照会清政府，正式提出租让威海卫军事基地。

此时威海卫还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英国只得再次照会日本政府，日本驻英公使加藤嘉明认为，支持英国租让威海卫是将“英国吸引到日本方面来的理想的办法”。不出所料，日本方面仅仅表示，“日本若发现必需为加强防卫或增进利益而采取同样的措施时，帝国政府期待能指望英国的同意和支持”，便以此作为支持英国此次行为的条件。

日本纪念英日同盟的宣传画，背后两位高大的女性形象象征着日本神主天照大神以及英国守护女神不列颠尼亚，前方的两名幼儿形象则象征着被英日两国“呵护”的满清中国和朝鲜

日本抛出的榄枝自然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好感，随着甲午战争赔款的陆续使用，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开始逐年激增。1899年，日本代表青木周藏与英国代表约翰·伍德豪斯于1894年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正式生效，该份条约以日本开放内地为代价，英国撤销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并部分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青木不禁感叹这份条约“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比击败清朝的几万军队更为重要”。

《日英通商条约》结束了西方列强在日享有治外法权的时代，标志着日本摆脱了与西方列强间不平等的地位，为日后的英日同盟的缔结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0年，俄国决定借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吞并中国东北。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调集约18万军队，以义和团运动蔓延至东北三省为借口，分六路大举入侵中国东北，10月31日占领锦州并与平津一带的俄国军队会师，至此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全部被俄军控制。俄国的肆意行为破坏了列强在中国的“均势”，立刻激起了英日两国的极度不满。

另外，已经修筑了近十年的西伯利亚铁路也即将竣工，俄国在远东的影响能力也将随着铁路而大大增强，也使得英日双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英国在20世纪初基本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开始着手寻找结盟对象，1901年，德国驻日代理大使提出了日德英三国同盟的提案，以此为契机，日英之间的交涉正式开始了。

上图为林董(1850-1913)，原名佐藤东三郎，江户时代末期佐仓藩幕臣，明治时代的日本外交官，政治家，伯爵，历任驻华公使、驻俄公使、驻英公使，大使等职，两次入西园寺公望内阁，领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

下图为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 Petty-Fitzmaurice)(1845-1927)，英国政治家，第五代兰斯侯爵，历任加拿大总督，印度总督，战争大臣，外交事务大臣等职，在大多数国内研究中都被简化（或直接误作）为兰斯或兰斯顿。

1901年4月17日，日本驻英公使林董以“个人的名义”首先向英国外交大臣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兰斯侯爵）提出了双方建立同盟的构想，得到英国各方面的积极回应。此后林董又多次拜见英国外事官员，频繁奔走于英国各地。7月15日，英国首相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侯爵）照会林董，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日本缔结同盟。英日之间的密切往来引起了俄国的不安，在此期间频繁向日本示好，又邀请素来亲俄的元老伊藤博文访问俄国，但日本方面权衡利害，仍决心站在英国一侧。

10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建立和英国间的同盟，次日便授权林董就日英同盟问题与英国政府公开交换意见。11月6日英国提出了第一次草约。11月28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日方修正案。12月7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提交《日英同盟意见书》，向明治天皇说明与英国成为同盟的积极影响并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此后英日双方开始就同盟的实际条款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