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既然存在“无意识的右倾化”，那么是否存在“有意识的右倾化”这个概念？

王广涛：“有意识的右倾化”，其实就是指自上而下的、来自政党或政治家的有意识操作。比如说，在一些议题设定上，或者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刻意突出追求政治军事大国化、突破无核三原则、对外出售武器、推动修宪等。

如果我们给“右倾化”设定这些标准，那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右倾化的体现。这些来自日本政府的操作，我认为是主动的。而选民层面，也就是民间、底层，不太可能有这种主动去塑造或推动右倾化的能力。大多数情况下，右倾化其实来自于政治高层的操作。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当政府有意识进行右倾化的政治操纵，那民众就有可能会出现“无意识的右倾化”。但是，当我们在描述“无意识的右倾化”这个概念时，描述的主体是民众，那么是否存在同样主体为民众的“有意识的右倾化”呢？比如我们看到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民众，同样表现出了对战争的狂热，以及对军政府的大力拥护，这是否可以视为是“有意识的右倾化”？

王广涛：我个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但或许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19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写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其实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大多数民众离开了精英、离开了选举政治这种西方语境下的架构，离开了政治议题的操作和官僚精英统治的框架，他们其实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选举政治中的“摇摆选民”，并没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很多时候，选民的投票行为主要受到特定时期的政治操作以及社会热点话题的影响。所以，选民在多大程度上是主动的、或者说“有意识”的呢？我个人是存疑的。但“无意识”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被操作的结果。

虽然我们知道经济学中假设人是理性的，但那是“有限理性”，而不是无限理性。所以我认为，如果“有意识的右倾化”的主体是民众，那么这部分民众可能非常少。普通人很难自发产生那种我们称之为“有意识的右倾化”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通过教养、教化、宣传、煽动等渠道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右倾化的结果——也就是把票投给更右翼的政治家。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认为，当个体融入群体后，其独立思考能力会丧失，转而表现出冲动、易受暗示和情绪化的特征，即产生“集体心理”。

观察者网：4月19日，日本东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和平抗议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呼吁守护宪法——这几个月以来，市民运动的和平集会频繁举行。似乎日本街头常见的反而是反对修宪的和平集会，而非右翼的示威游行。但多数人仍相信在日本，反战者是少数——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近期的“村田晃大”事件等都显示出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反战集会“可见”却被认为是少数；右翼势力很少上街，却影响力巨大。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王广涛：从比较政治的视角来看，日本的这种现象并非特例。

举个例子，十年前英国脱欧时，许多人反对极端脱欧的主张，但最终投票支持脱欧的占微弱多数，而走上街头抗议的却是反对脱欧的一方。日本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战后至今，长期执政的一直是右派或中间偏右的政党，这些政权通过“权力寻租”大多能够满足右翼势力的诉求。因此，走上街头表达不满的，往往是与现政权立场更远的那一派，也就是中间偏左或和平主义势力。右翼势力则不太可能以反对现任政府政策的方式走上街头。

这种特征在社会运动理论中也能找到共性。例如几十年前的欧洲，绿党复兴，出现了大规模强调环保、反对污染、反对核武器的社会运动或市民运动。然而在国会选举中，这些绿党势力却很少能发展为主流政党，声势浩大却难以转化为政权——这正是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之间出现的“乖离”现象，并非日本独有。

但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高市早苗在修宪、解禁核武器、破坏无核三原则以及对华政策等方面走向极端，这些极端立场恰恰满足了右翼势力的期待，却是反战或左翼势力所无法接受的。其结果就是，左翼走上街头，而右翼无需行动——因为高市早苗政权本身就更加贴近右翼的诉求。

观察者网：当前，日本国内对于“新的战前”的讨论非常多。而通过这几次的和平集会也可以看到，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并且人数也在上升。随着高市内阁在军扩道路上继续加速，您认为日本社会的反战力量会逐渐壮大，还是大多数人继续保持沉默，抑或社会整体会进一步右倾化？就您看来，当前日本的局面有多严峻？日本距离战争究竟还有多远？

王广涛：首先，关于日本国内所谓“新战前”的讨论，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我们经常说日本想要追求“正常国家化”或“普通国家化”，并且也需要承认日本确实有这个意图，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点——日本追求的或许不仅仅是正常国家化，而是“战前国家化”。

什么叫“战前国家化”？就是说，战前日本有的，现在的日本都希望能有。比如战前日本拥有航母，现在日本也希望拥有航母——但普通国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航母的。再比如高市早苗上台后曾主张，日本自卫队要恢复战前的军衔。这些迹象都能让人看到一种“战前国家化”的倾向。

其次，反战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牵制作用？我认为这至少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包括执政高层在内的主流政党（比如自民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地将他们想要推动的“正常国家化”“军事大国化”乃至修宪的叙事，在社会上播撒开来。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有意识的右倾化”——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比如制造“中国威胁论”，或者让日本民众产生所谓的“威胁认知”，从而不得不支持日本在军事安全上大步迈进，进一步推动实质性的修宪等。这有赖于执政高层与民众之间能否形成一种“波纹效应”，一步一步地产生影响。

第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也未必会彻底走向毫无约束、毫无限制的军事大国化。在日本不断军事扩张的背景下，如果选民能够意识到危机，他们可能会考虑踩刹车。也就是说，如果像高市早苗这样的执政当局进一步无节制地推进扩军计划，导致老百姓觉得连普通生活都难以保障——比如消费税、通胀、日元贬值等问题都不解决，政府却在军事安全上大做文章——那么选民就有可能通过选票把自民党或高市早苗投下去。但前提是，必须触动选民自身的利益。这个利益首先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利益。

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新华社

此外，还有选民对“存亡危机”的理解。比如当他们谈论俄乌冲突、伊朗局势，虽然这些跟日本有关系，但毕竟不是发生在日本周边的冲突或战争。只有当日本民众实际感受到、或者说对战争和冲突有了真正的切肤之痛时，他们才可能觉得：日本一定不能再往前进一步了。

这个其实在历史上是有案例的。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当时美国发动战争，而日本老百姓恰恰在那个时期随着电视机的日益普及，能够通过纪实新闻画面真切地看到越南战争的残酷。美军在战场上使用了类似生化武器的燃烧弹，还有一种带有除草剂成分的炸弹——这种炸弹投下后寸草不生。因为越南方面擅长游击战，把植被全部摧毁后，游击队就无处藏身了。

当时的日本人通过这些画面意识到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同时也意识到，原来日本在30、40年代对东亚的侵略和扩张，也做过与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类似的事情——这种认知能够产生一种加害意识。也就是说，只有当战争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直接波及到自身利益时，才可能有人幡然醒悟。但这只是我做出的一个假设性推论，所以它实际上有赖于各个方面的力量博弈与平衡，同时也受到地区外部因素等变量的影响。因此，我很难下结论说反战力量会越来越大，还是大多数人会继续保持沉默。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按照现在高市早苗内阁推进军事大国化的节奏和频率，那么日本距离战争可能只会越来越近。最近日本又正式大幅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这些政策决定都让日本更容易卷入冲突，而这些正是高市早苗内阁做出的。所以，从我们肉眼可见的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最新动向来判断，日本距离战争、或者说被卷入战争，已经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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