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舒彦】

“三农”问题历来是全国两会关注的重点议题，也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在今年报告中，相关表述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今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进程中，“三农”领域既是“夯实基础”亟须补上的短板弱项，也是“全面发力”需要攻坚的重点难点。正如国家领导人所指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三农”工作在当下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近年来，我持续关注并开展乡村调研。不久前，在与某乡镇干部的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了我对基层干部群体的认识：他们在复杂环境中挺膺担当、迎难而上，是推动“三农”工作走深走实的中坚力量。

淳安县的基层干部和新农人在农品市集现场拿着各自的农特产品向杭州市民推介。 资料图：新华社

高压：“没有困难要用你干嘛？”

基层是落实工作的一线。基层干部要将上级党委政府布置的任务实实在在地干出来，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工作压力极大。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上级领导的评价和印象，直接影响考核、绩效和晋升。基层必须交出令人满意的工作成效，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没能完成任务开脱。他们面对的要求是：“没有困难要用你干嘛？”“做不了、做不好就是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可以换人。”

这看起来很严苛，而真正让基层干部能够接受并执行下去的深层动力，是服务大局的责任感。比如，在承担项目落地工作时，他们会想：早一点做好征拆，就能早一点增加上千万产值、提供更多就业；还建房做好后，会想越快把房子分下去，就能为财政节约上千万开支，让群众尽早搬进新房；接到献血任务时，会想血库里的血不够用怎么办——很多基层干部真会上，有人甚至常年献血。

竭尽全力服务大局的责任感，也构成了基层干部的第二重压力。当战略性工作任务以“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基层落实，缺乏因地制宜的操作空间，导致行政资源浪费，甚至与群众当前阶段的利益明显冲突时，这种压力就会被极化。比如，烧秸秆的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或确实比较贫困的人。要不要严格执法去处罚他们？罚，于心不忍；不罚，又无法确立政策法规的严肃性，难以落实工作。

第三方面的压力，是基层很可能需要承担远超本层级行政资源承载力的工作要求。即便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要想尽办法解决问题，甚至不得不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这也意味着面临处分的风险。

而越来越严格的规范要求和监督问责环境，构成了第四重工作压力。即使在尽可能保护基层干部的执纪原则下，为完成工作而被迫突破一些规则的限制，也很可能导致他们在严格执纪的特定形势下背上处分，他们之间甚至流传着“没有背过处分的干部不是好干部”这样的自我调侃。

面对这种监督问责的高压态势，大多数基层干部仍在积极进行心理调适，调整工作方法。比如，保证自己做事不是为了谋私利，问心无愧；做事更加谨慎，对没有把握是否会被问责的事情，先询问纪检、巡察、审计等部门，确定没问题后再去做。

除了严格的内部监督，基层政府还可能因为工作与工作对象发生矛盾，成为被告。比如拆违：

有农户违规建院墙，想把门口的地圈进自家院子。刚开始建时，执法队员巡逻发现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后续巡逻中发现当事人不但没有自行拆除，反而在不断加高院墙。为了避免完全建成后拆除成本更高，执法队进行了强制拆除。但当事人以乡镇执法未严格按照程序——没有重新调查并出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告知并书面催告、没有等待救济期满——为由提起诉讼，结果很可能是乡镇败诉，因为执法程序不符合规范。

然而，从执法效果看，面对这样的违法当事人，如果在违建初期就能制止，可能更高效，否则会导致违法事实更严重，提高治理成本。

基层要面对行政资源与任务难度高度不匹配的情况，要应对具体情境中发生的各种意外，而且必须在严格的规制之下开展工作，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资料图：央视新闻2018年报道

偏见：“群众的想象力很丰富”

基层是直面群众的一线。在严管干部和自媒体盛行的当下，干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约五到十年前，基层干部确实还有不少使用灰色治理手段、以公共资源谋私利的空间，但现在，基层干部普遍感觉自己是“弱势群体”。这尤其体现在执法冲突中：

一旦出现干群冲突，相关视频被发到网络平台上，舆论大概率会首先认为是干部在欺压群众，对干部进行有罪推定。而事实很可能是少数“钉子户”暴力抗法，故意挑衅基层干部，先与干部发生肢体冲突——比如推搡，甚至拿砖头等危险品攻击干部——另有同伙拍视频，进行掐头去尾的处理后发到网上，诬陷干部暴力执法。有时还会有不良媒体介入，煽动群众情绪。

即便事后纪检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调查，查清了事件始末并作出公正判断，肇事者往往也已经达到了拖延改正、获取流量等目的；涉事干部身心受到伤害，大量行政资源被耗费，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被利用，社会信任的基础被破坏。更有甚者，部分通过闹事也没得到好处的人，事后还会对基层干部宣扬报复。

为了避免负面舆情、降低执法风险，基层干部开始遵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以足够忍耐坚持到问题解决，或等到绝对强制手段的支持。

我曾访谈一位1999年出生、刚在乡镇工作两年多的年轻干部。他跟着领导参与过征地拆迁等重点难点工作，感受是：“网络上很多人很刁，观点充满戾气，淳朴的人发声相对少见。但群众中，好的是一大片。”

虽然主动攻击基层干部的是少数，但他们往往能唤起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偏见，给基层制造极大的舆论压力，也给相关干部带来巨大的被追责问责压力。

村干部也普遍感受到这种偏见的存在。一位不到40岁、但已任职近10年的村书记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村干部的印象还停留在若干年前，认为村干部会占用集体资源、利用集体资源谋私利。另一位70后村书记则委婉表达：“群众的想象力很丰富。”如果突然从书记任上退下来，没有“到年龄了”这样直观恰当的理由，很可能会被认为是犯事了才干不下去，这会导致他在村里混不下去。

虽然能在任上稳定干下去的干部，都已经通过日常工作树立起威信，但村干部在村里做的工作，通常只有平时在村的人才会有直观了解。长年在外的人，一般是有诉求才找村里，也不太理解村内协调处理工作的难度和干部付出的努力，很容易只根据自己诉求是否得到满足来评价村干部。甚至村干部想沟通商量解决办法，可能都找不到人，被拒绝沟通。

尤其是对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来说，在村的人是少数，长年在外的是多数。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没能更广泛地建立起来。

干部们面对被投诉追责的风险，已形成普遍默契：如果和群众通话，一定要假定对方在录音，谨言慎行。干部们有时也会主动录音进行自我保护。

实际上，自严管干部以来，尤其是在扫黑除恶之后，真正有问题的村干部都已被清理了一遍，甚至有超生、酒驾等违法记录的也失去了任职资格。

在中西部地区，现在还在任上的村干部，大多是以做公益的心态来当干部。用一位村书记的话说：“拿3000元的工资，带5000元上班。”工资往往不足以覆盖工作产生的开支。对很多村干部来说，进村之后的收入相对之前是下降的，尤其是村书记。

从组织部门角度看，能当好村书记的人，一定比较出类拔萃，这样的人完全能凭能力和人脉在市场中取得不错成就。实际上，他们在工作上遇到不顺时，也会想：没进村之前更好，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更轻松、更单纯，不用受别人的气。只是来自组织的信任和村民的期盼，让他们不能轻易丢下这份责任。

2019年10月12日，黑龙江省绥棱县靠山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陈华在田间查看将要收获的玉米。 资料图：新华社

在一个中部地区普通乡村，村书记每月到手工资一般是3000多元，年终绩效根据考核情况在1万到3万元之间，总收入大约在5万到8万元之间。村书记虽然可以兼职，但实际很难有时间从事其他工作。

因此，要能坚持干下去，要么已经有成熟而不需太操心的产业或足够积蓄；要么有极强的经营能力，可以“白天当村干部，晚上当老板”；要么有配偶的坚定支持；要么已完成家庭责任。总之，必须是家庭负担不重的人。如果家庭经济压力变大，就可能选择辞职，以承担家庭责任为重。

工资之外，村干部能得到的实际利益还有：财政会买社保；村书记干满一届可参加专门面向村书记的行政事业编考试，但名额很少，一个县区五年可能只有一两个岗位，二三十人竞争一个岗位；此外是获得政治身份和荣誉的机会，比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获得“中国好人”等称号，这也不容易。

当前纪检监察技术先进，对基层干部行为合规性要求很高，财务监督严格，言行还受广泛群众监督。基层政治生态已有显著变化，对基层干部的偏见需要被打破。如果看到基层干部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或视频，不妨等等正式调查结果，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攻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