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石磐启】

2026年初的达卡，空气中弥漫着的恐怕不仅是热带季风的湿热感，还有一种历史关头的紧绷感。街头巷尾竞选的喧嚣与严密布防的安全部队，构成了孟加拉国当下最直观的悖论：一场旨在凝聚共识的大选，正身处撕裂与动荡的阴影之下。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本原理（尤其是结合耗散结构理论），在一个孤立系统中（物理的或社会的），自然过程总是朝着熵增（无序度增加）的方向进行，若无外界能量的干预，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热寂”状态。

大选中的孟加拉国，我们更多能够看到的，是社会契约的瓦解、治理能力的归零以及经济能量的枯竭；是治安的“熵增”与暴力循环；是政治碎片化与信任赤字，主要政党（如民族主义党 BNP）、新兴的公民党以及伊斯兰大会党之间巨大分歧。

国家并未因过渡政府的“七月宣言”承诺建设法治、透明的民主国家，而形成稳固的共识；虽然外汇储备有所回升，但青年失业率（近30%）依然高企，脆弱的经济性与外部冲击，不断消耗民众对过渡政府的耐心。美国近期实施的“对等关税”更是对支柱产业（成衣出口业）的精准打击，威胁着数百万工人的生计。“风暴后的废墟”是否能够转化为“黎明前的黑暗”，这是对“人民力量”能否真正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终极拷问。

因此，对孟加拉国来说，即将到来的选举绝不仅是一次政权更迭的程序性过程，更是一次决定国运走向的历史分界点——是滑向熵增无序达到极致、系统能量耗散殆尽、最终归于永久寂静的“热寂”状态，还是顺势除疴去疾、融入时代浪潮的“涅槃”重生？

2024年孟加拉乱局震惊了世界

记得巴菲特在2025年最后一封股东信中对他一生投资哲学有一个精辟总结。在那封信中，巴菲特强调，常识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它们其实并不寻常。价值投资的本质就是回归常识，但在充满诱惑和噪声的资本市场中，坚持常识却异常困难。

同样的，要看清孟加拉国迷雾中的前路，或许无需复杂的理论模型，只需回归几个构成其国家命运的基本“常识”。

一、系统的内耗：“三个摇摆”如何消耗国家能量

任何一个系统的健康运转，都需要持续的能量输入与内部持续的共向协同。然而自独立以来，孟加拉国在三个根本性问题上的剧烈摇摆，如同三个不断卡顿的内部引擎，持续消耗着宝贵的国家能量。

首先，外交方针总在地理宿命与政治主权之间的痛苦摇摆。

孟加拉国的政治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对印关系的分裂史。在1971年独立战争历史叙事中，印度被割裂为“恩人”与“强邻”两种角色，深植于不同政治光谱的基因中。

人民联盟 (AL) —— “恩人叙事”的代表者，由穆吉布·拉赫曼家族领导（谢赫·哈西娜为代表）。这一派系基于1971年独立战争的历史记忆，视印度为“解放者”，倾向于在战略上靠拢印度。

民族主义党 (BNP) —— “强邻叙事”的捍卫者则由齐亚·拉赫曼家族领导（如今已由塔里克拉赫曼继承）。这一派系在军政府时期形成，为了确立执政合法性，往往通过倡导“民族独立”和“反印”来凝聚民意，强调印度霸凌邻国、干涉内政的“霸权者”的角色。

这种二元对立导致了外交政策的极度不连续性，在“亲印”与“反印”间反复震荡：一派上台修好，另一派上台就疏远，国家利益在其中被无奈地反复消耗。这种摇摆的影响远非单纯的外交策略取向调整那么无伤大雅，相反，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的命脉。

孟加拉全国57条跨境河流中，54条的水资源分配主导权掌握在上游的印度手中；与印度长达4053公里的边界，占总长约为4246公里的陆地边界线的98.9%。孟加拉的命运不得不由强邻主宰，故每一次剧烈摆动都是一次剧烈消耗。

孟加拉境内大多数水资源受到印度控制

其次，是国族认同的指针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之间无法锚定。

孟加拉国宪法有“四大支柱”，也是该国宪法确立的四项国家基本原则和制度基石：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主（Democracy）、社会主义（Socialism）和世俗主义（Secularism）。其中，神圣的“世俗主义”支柱，在军政府时期被“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所替代。2011年世俗主义虽被重新请回宪法之中，却不得不与宗教条款尴尬并存。这并非简单的文本矛盾，它指向一个撕裂的灵魂。

政治精英所秉持的、源自“语言运动”、独立战争的觉醒意识和孟加拉民族主义（Bangali nationalism），与广大民众深厚的伊斯兰信仰之间，从未达成真正的和解。

1971年独立战争中，支持独立的人盟（AL）主要依靠世俗知识分子和孟加拉语群体，而反对独立的伊斯兰联盟（Jamaat）主要依靠伊斯兰宗教势力。独立后的宪法（1972年）确立“世俗主义”时，实际上是在政治上排斥了伊斯兰政治势力。 后来的军人政府（齐亚和艾尔沙德）为了稳固统治，不得不向宗教势力妥协，将“国教”写入宪法。这导致“世俗主义”在很多民众眼中成了“精英的傲慢”和“去伊斯兰化”的代名词。

这种认同差异，使得社会难以形成超越党派的稳固全民共识。张力从未消失，博弈始终存在。政治精英在争夺“话语权的高地”，而普通民众在坚守“信仰的阵地”，每一次选举都近乎一次对国本的公投，整个社会在根本问题上反复撕扯、分裂。只要“孟加拉民族主义”（语言/世俗）依然被视为排斥宗教的精英主义，而“伊斯兰民族主义”又被视为对国家独立根基的否定，这种撕裂就很难弥合。

再者，是发展道路的选择在“社会主义”与“市场主义”之间左顾右盼。

孟加拉国宪法中“社会主义”的内涵，也经历了从激进的制度构建，到被暂时删除，再到作为温和的社会经济目标重新回归的过程。从建国初期激进的国有化，到80年代转向拥抱市场化，再到2011年修宪将“社会主义”重新限定为经济制度目标。“社会主义”从激进实验到空壳符号，目前虽在宪法文本中被保留，但在实际政策中，其指导意义远不如建国初期明确，如今只剩下一个温和的道德外壳。

此外，诸如大选前看守政府的存废也曾在宪法中摇摆，甚至国家的政体，也多次在“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数次横跳。路线的反复，折射出理念与现实的深刻冲突，暴露了该国在“理想蓝图”与“现实治理”之间巨大的断裂带。结果是，政策缺乏连贯性，投资者长期被“朝令夕改”的预期所困扰，无法进行稳定、长远的布局。

可以说，孟加拉建国的四大支柱在这种摇摆中均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动摇，引发了影响国家发展的巨大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