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他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美国’（political America）。既然强调美国作为政治性的国家，而国家必然是特殊的，有其具体所指，它丝毫不抽象，比如国家必然有自己的领土、疆界、主权范围等等，而这些正是特朗普竞选至上任以来最为强调的。”

“那么反对特朗普的势力所代表的就是‘文化美国’（cultural America）喽？”我顺着鲍勃的话头补充到。

“Exactly （毫无疑问），”鲍勃连连点头，“‘文化美国’所强调的正是美国所代表的一组观念信条，诸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言论结社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的正当性系得自被治者同意……我们美国人自己不仅将这些奉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而且认为这些观念应该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没有国家能够例外，质疑甚或公开抵制这些所谓‘普世价值’者将被视为美国的敌人，甚至被目为‘邪恶轴心’。拜登的竞选口号‘为美利坚民族的灵魂而战斗’，他强调的重心是‘灵魂’（soul），而不是‘民族’，可见他依然延续‘文化美国’的思维惯性，而这在特朗普们看来纯属本末倒置！”

“苏联解体后，美国知识界一度认为这一目标已经接近实现，历史，甚至在某些人看来，眼看着就要走向‘终结’。现在看来，当初这样的预期虽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它无疑是清教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所致。对于那些与这些观念隔膜甚或龃龉的民族，美国人的上策是通过和平演变，演变不成，甚至不惜通过对方国内所谓‘民运人士’助推颜色革命，制造内战，坐收渔利，乃至铤而走险，武力介入。”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从知识界到公共舆论，美国全国上下真是欢欣鼓舞，志得意满，许多美国人一时间顿觉舍我其谁，天下无敌，以为自己完全可以心想事成，甚至无所不能。正是在这种心理氛围中，普遍主义的‘文化美国’在无形之中开始‘绑架’特殊主义的‘政治美国’，而特朗普所猛烈抨击的‘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激进左派’，等等，无不是这一‘绑架态势’在知识界和舆论界造成的文化后果。资本外流，工作机会流失，东、西两岸‘白领地带’的美国与‘铁锈地带’的美国，中产美国与劳工美国，等等，无一不是这种‘绑架态势’的伴生后果。”

“如今，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一系列‘退群’举措，所谓的‘逆（反）全球化’，无一不是针对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美国’对‘政治美国’形成的‘绑架态势’的反拨，无不是对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针锋相对的反动。目前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争、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都可以放在这一背景下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听到这里，我顿觉自己脑际闪过一道亮光，豁然开朗，随机便接过鲍勃的话头：“这样说来，如今许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许多意见领袖和媒体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美国衰落论’，似乎只看到表象，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的真正核心。其实，所谓的‘衰落’所表征的只不过是后果，这种衰落论无形中掩盖了这一表象背后真正的动力因，这里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你所说的‘文化美国’与‘政治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因之导致的两难困境（dilemma）。”

说话间，已是午饭时刻，我们的路程也已经过半。鲍勃建议休息片刻，补充点能量。“这里有家小餐馆，你肯定喜欢！”说着鲍勃便将车子拐进了附近一座小镇。餐馆就在刚进小镇街角一处不怎么起眼的地方。进去厅堂仅有四、五张餐桌，此时并无其他顾客，室内一尘不染，窗明几净。窗外正对面是一处教堂，肃穆的报时钟声，更衬托出四周的静谧。

鲍勃轻车熟路，点了两份套餐，我们便继续刚才的话题。“那么，依照你的估计，目前这种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对峙会持续多久？”我问。

鲍勃呷了口咖啡，顿了顿：“估计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年底选情如何，‘政治美国’阵线的伸张，已成不可阻遏之势，与此相应，‘文化美国’的阵线将被迫自觉反省，继而主动收缩。美国人必须接受美国价值并非普世价值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亨廷顿早就提醒过的，尤其是在不断崛起且日趋自信的中国人面前。以‘政治美国’规训‘文化美国’，这一调整无疑会伴随着种种焦虑不安和激烈纷争。”

“特朗普执政团队之所以对中国敌意日深，根本上在于他们发现，共产党政权所标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遗余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等等，与美国国内的‘文化美国’阵线，形成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默契甚至共谋，他们均属于‘达沃斯资本主义俱乐部’的超级VIP会员，这些超级富豪权贵们悬浮于各自的国家之上，日趋团凑为‘全球化’这一高度‘政治正确’且冠冕堂皇旗帜下的特殊人类，这些人日趋内卷化为一个不受任何道德和国家法律约束的超级国际利益集团。”

“与此同时，与美国右翼政治意识强势回归相伴随的，是美国人历史意识的觉醒。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激进左派会不依不饶，揭露并控诉美国历史上的种种‘罪责’，诸如奴隶制、种族歧视、殖民扩张等。保守派则会极力淡化甚至回避这些历史污点，捍卫美利坚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正当性，进而通过各种手段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再神圣化，重建并强化‘公民宗教’认同。在我看来，目前文化左派对美国主流历史叙事框架的解构，非但无法增添他们所希冀的政治筹码，反而会进一步削弱自身的政治影响，也就是说，左翼势力在文化阵线上一系列反特朗普举动，在客观上反而极有可能帮助成就特朗普和特朗普时代：这一时代不再有世界帝国，只有民族／国家，世界帝国早已随着一战的隆隆炮火灰飞烟灭。而在21世纪，若依然有国家梦想着步世界帝国的后尘，注定自毁长城。”

“20世纪无论是德国和日本，还是苏联，都是帝国情结遭遇重挫的前车之鉴。九十年代之后的美国，本能地步其后尘，真可谓覆辙在前，殷鉴不远。好在如今的美国右翼大梦方醒，迷途知返，尚未为晚。20世纪留给新世纪美利坚人最为深刻启示或者教训在于：美国成不了世界，世界也成不了美国，美国只能保持美国，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Nation），不是普遍帝国。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的是，这个世界没有普遍的人类，只有特殊的人民，而所谓的‘地球村’，只不过是学者臆想、媒体包装出来的意识形态幻觉罢了！”

我正欲接着问，鲍勃拿起车钥匙说：“我们还是继续赶路，下午四点之前得赶回家，朱安（鲍勃爱人）今天上班忘记带钥匙。不过车上我们可以继续聊！”

午后，路上车子开始多起来，鲍勃放慢车速，车内音响传来美国乡村民谣歌手约翰·丹佛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乡村路带我回家》）。

望着两边广袤的田野，鲍勃沉吟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冬季这里看上去一片荒凉，但一到夏秋季节，广袤无际的原野，各种农作物五颜六色，争奇斗妍，整个原野俨然一幅平展的画布，如同画家的调色板，美不胜收，真是巧夺天工（masterpiece），这正是这个国家格外打动我的地方！”

感觉这时的鲍勃似乎从先前的哲人一下子变成了诗人。但我的脑际依然萦绕着刚才的话题：“你知道吗？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始终有两个‘美国’萦绕于怀：一个是‘事实的美国’，一个是‘想象的美国’。两个美国，一真一幻，相互纠缠，随机切换。先前，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美国’比‘事实的美国’好，如今，我们‘想象的美国’比‘事实的美国’糟。先前的‘想象’令我们自卑，在那个‘想象的美国’面前，我们时时处处感到自惭形秽，而如今的‘想象’则令我们亢奋，在这个‘美国’面前，我们心中不知不觉平添了些许自鸣得意、舍我其谁的快意！”

鲍勃接过我的话茬，“其实，我们美国人的心目中，也有两个‘美国’，这两个‘美国’彼此缠绕，我们也时常为此深感纠结彷徨，甚至进退失据。自由民主的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两者之间经常呈现出显而易见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鸿沟。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美国人不仅说服不了别人，就连我们自己也经常感到自相矛盾，脸上无光，比如美国在国际上经常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表里不一，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