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秦博、王悦】

10月26日，在吉隆坡第47届东盟峰会现场，东帝汶终于正式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

文件签署现场，东帝汶总理夏纳纳流下泪水，直言：“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东帝汶将以谦卑和自豪的态度加入东盟。”

确实，对于东帝汶来说，这不仅是一纸文书的外交程序，更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国家，从被殖民与侵略的历史阴霾中挣脱，走向区域融合新起点的象征性时刻。回望过去，东帝汶曾长期承受来自印尼、澳大利亚等邻国的压迫与资源掠夺，而今天这一步更显沉重而深远。东帝汶不只转变了身份，更是在漫长的抗争与等待之后，得到了历史的回应。

东帝汶总理夏纳纳落泪。马新社

血与油：殖民阴影下的抗争之路

东帝汶的近代史，可以说浸透着血与泪。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商船靠岸，到1975年殖民者仓促撤离，这片土地始终是大国战略棋盘上任人摆布的一枚棋子。然而，葡萄牙人经营四个多世纪，留下的却是疏于管理的掠夺式统治——这里不过是香料贸易线上的边陲据点，当地民众在强制劳役与文化侵蚀中艰难守护着民族血脉。

1975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后，东帝汶终于在11月28日迎来期待已久的独立。谁料短短九天后，印尼的坦克就碾过边境。12月7日的那场闪电入侵，将这个新生国家强行标注为印尼的“第27个省”。雅加达当局打出的“反共”旗号，掩盖不住地缘政治的冷酷算计。在苏哈托政权看来，东帝汶的独立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动摇这个千岛之国的统一。

而印尼对东帝汶的占领，远非短暂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持续二十四年、旨在摧毁民族认同的系统性统治。占领者不仅用武力控制这片土地，更企图抹去它的历史记忆——本土语言遭禁，传统文化被斥为落后，整个民族的根基在日复一日的压制下面临崩塌。战火、饥荒与镇压构成了那个时代东帝汶人的日常。

在这片阴霾中，1991年圣克鲁斯公墓事件成为无法抹去的血色印记。当手无寸铁的送葬人群在墓园中静默站立，印尼军队的子弹从背后射来。上百名平民倒下，他们的鲜血浸透了这片世世代代生息的土地。这场惨案以最残酷的方式，将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推向了世界的视野。

然而，压迫从未让东帝汶人屈服。在连绵的群山中，弗雷蒂林游击队员用脚步丈量着抵抗的征程；在阴冷的牢房里，夏纳纳·古斯芒以坚定的目光守护着民族的尊严；而在遥远的国际舞台，若泽·拉莫斯-奥尔塔用执着的声音，向世界传递着东帝汶人的自决诉求。

这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开辟的三条战线：山区的游击抵抗、狱中的坚定守护、国际舞台的外交争取。它们共同编织成一张坚韧的生存之网——当强权试图将其从历史中抹去时，东帝汶人用沉默的坚韧与智慧，在时代的夹缝中为自己赢得了转机。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阵营的态度耐人寻味——正值冷战酣战之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选择了默许纵容。华盛顿不仅在国际场合为雅加达保驾护航，更暗中输送军火，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战略利益高于主权原则”。当西方舆论将东帝汶这样的地区标签化为“欠发达”地带时，实则是为其双重标准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在那个年代，强权可以肆意将一个小国的命运当作战略筹码，而所谓国际规则，往往只是胜利者书写的游戏规则。这种霸权逻辑，至今仍在世界各个角落若隐若现。

澳大利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这个自诩为人权卫士的国家，却在1975年印尼出兵吞并东帝汶时，成为了西方世界中唯一对此予以正式承认的政府。

驱使澳大利亚背弃原则的，是蒂莫尔海峡底下埋藏的油气资源。1989年，澳印两国签署《蒂莫尔海峡条约》，在争议海域划出所谓“合作区”，以共同开发之名行利益瓜分之实。这份条约不仅绕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线划界原则，更将当时处于被占领状态的东帝汶的合法权益完全架空。整个1990年代，澳大利亚与印尼联手批准多家国际企业在该海域开采油气，而作为这片海洋真正主人的东帝汶人民，却被彻底排除在利益分配体系之外。

这种“石油优先、道义靠边”的实用主义策略，让澳大利亚所谓的人权承诺显得苍白无力。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前后转变，始终围绕着自身利益展开。直到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印尼陷入政局动荡，加之国际舆论压力增大，澳大利亚才转而支持东帝汶独立——这一次，它又把自己打扮成了地区和平与人权的捍卫者。

1999年，在联合国主持下，东帝汶人民迎来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公投当天，无数双曾经被剥夺选择权的手，郑重投下了支持独立的选票，并最终取得了78.5%的压倒性结果。

然而，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拒绝接受这一结果的印尼军方及其支持的民兵组织，随即发动了疯狂的报复。城镇陷入火海，平民在逃亡中丧生。短短数周内，超过千人失去生命，四分之一人口流离失所。基础设施遭受系统性破坏——电网瘫痪、道路中断，约75%的建筑物沦为废墟。

在国际社会良知即将彻底失声之际，多国部队终于在当年9月踏上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以澳大利亚为首的维和部队开始重建秩序，而其中蕴含的历史反讽令人深思：曾经对印尼占领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澳大利亚，如今却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这个曾在资源利益与道义原则间选择前国家的角色转变，向世界揭示了国际政治的现实逻辑——立场的选择往往不取决于永恒的原则，而取决于流动的时机与利益考量。当原则与利益再次碰撞，这一次，历史的天平倾向了介入。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在联合国过渡当局见证下宣告独立，成为新世纪首个新生主权国家。然而，名义上的独立并未立即带来安全与发展。这个初生的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建国考验。连年战火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全国电网基本瘫痪，医疗和教育系统需要从废墟上重建。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国家，不仅面临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困境，更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至2004年，其国民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一个普通地级市，人均日收入不足1美元，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垫底，被列入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更令人担忧的是其脆弱的经济结构。这个新生国家的运转严重依赖外部援助，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全年出口额微乎其微，主要依靠咖啡等少数初级产品，而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物资却需要大量进口。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其资源命脉的可持续性：曾经贡献国家财政收入九成以上的巴尤-乌丹气田濒临枯竭，而被寄予厚望的“大日出”油气田又因与澳大利亚的海上边界争端而开发受阻。

东帝汶的处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摆脱殖民统治只是第一步，如何在新时期的国际秩序中避免陷入新的依赖，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才是更大的挑战。这个年轻国家的建国历程，对所有曾经历殖民统治的国家都具有警示意义：赢得主权独立只是漫长征程的开始，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强自立，还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