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思想者茶座》连线法国企业家、海外社交媒体意见领袖阿诺德·贝特朗，其中提到了中西方对“自由”定义不同等话题。阿诺德·贝特朗认为，女性夜晚不敢独自上街的社会毫无自由可言，西方定义的“自由”与混乱无异，而中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阿诺德·贝特朗最具影响力的壮举，是202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举办的一场关于中西方制度比较的辩论会上，舌战专注抹黑新疆的反华学者“郑国恩”并最终获胜，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在一些人眼里，他是英雄，作为西方人，敢于挑战西方主流叙事；在另一些人眼里，则被蔑称为中国的“宣传员”。和一般的企业家不同，他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华尔街”，认为“过剩产能”对欧洲是天大的好事，也讨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为什么没有成功，以及中国的世俗主义，其观察视角的深度和广度并非常见。

阿诺德·贝特朗在连线时说，“我曾与法国一位顶尖的知识分子辩论过，他曾是五位法国总统的高级顾问。他告诉我，历史最大驱动力是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但我对他说，在中国，情况几乎相反。”

阿诺德·贝特朗表示，如果你观察中国的王朝周期律，鼎盛时期往往是秩序与和谐的时期——万物井然，各安其位。而当王朝开始衰落时，西方定义的“自由”就开始渗透：地方军阀割据、社会动荡，言论愈发“自由”（如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自称耶稣胞弟等随意言论），社会辩论增多，冲突加剧，最终导致失序、混乱、内战，开启新一轮循环。因此，中国人将这种自由等同于坏消息，意味着乱世将至。

他认为，中国的核心价值是秩序与和谐。西方定义的绝对自由，往往与混乱无异，是秩序的反面。但中国对自由的定义，其实西方也曾拥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说中，就包括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他指出，如果你生活在恐惧中，比如女性夜晚不敢独自上街，那你毫无自由可言。同样，如果你贫穷潦倒，买不起任何东西，你也不是自由的，你是贫困的奴隶。遗憾的是，如今西方将自由狭隘地定义为“个人为所欲为的权利”，但这往往是以牺牲其他自由为代价的。

阿诺德·贝特朗称，中国扶贫需要限制部分个人自由。为了消除贫困，政府有时需要将居住在深山老林、远离基础设施的人迁出来。搬迁可能限制了个人原地居住的“自由”，但最终让你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你的孩子能接受了教育，家庭有了出路。再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需要限制持枪的自由。美国人认为持枪是个人自由，但这导致许多人生活在恐惧中，整体自由反而受损。

“我们曾理解这一点。法国国歌《马赛曲》中的‘自由、平等、博爱’中，就表明自由并非凌驾一切，它需要与其他价值平衡。不存在无条件的绝对个人自由。我们需要重新学习这一点。”阿诺德·贝特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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