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一  编辑/冯雪】“我们很少从孩子的角度去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当我们的孩子学习不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把他当作是我爱的孩子了。”

继“梁庄三部曲”后，著名作家梁鸿时隔五年再次推出非虚构作品《要有光》。这本聚焦青少年情绪问题的书，通过对话、自述等方式，讲述了北京、滨海、丹县三地被心理问题“困住”的孩子和家庭的故事。

2025年12月，梁鸿与观察者网对话谈及创作《要有光》的初衷时说，作为一名母亲，她格外关注孩子成长的难处与家长的育儿困境，而当下很多孩子正因心理问题在休学、失学、退学来回挣扎，“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这让她感到疑惑：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当下，孩子们为何遇到不同程度的情绪困境？“我想找到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作为一名家长，我处于怎样的位置。”

三年间，梁鸿走访全国多地，与孩子、父母、老师、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对话，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

她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家长在孩子成绩不理想、偏离自己的期许时，常会以严厉、愤怒的态度对待孩子，却很难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虽然这些家长仍会照料孩子的吃穿，但一旦孩子成绩掉队，他们就看不到孩子的其他优点了。

而另一边，书中焦虑到抵触学校的雅雅、手腕上伤痕纵横交织的敏敏、在密集课外班中陷入崩溃的吴用、被爷爷逼着去相亲的“花臂少年”……这些孩子们因种种原因正经历着各种心理问题，却同时也在对外呼救，希望“我的事情被大家看到，或许能给他们一个信心”。

正如吴用对妈妈陈清画所说“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梁鸿希望，这本书能让家长们真正去倾听孩子们的声音，彼此呼唤、相互回应，“别让我们的孩子沉入黑暗之中”。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大众知道您都是从“梁庄三部曲”，您之前关注的也都是乡村话题，为什么想写一本关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书？

梁鸿：首先，我也是个母亲，所以会很自然地关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家长们面临的一些困境。我觉得，家长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可能经常会陷入迷茫、会有很多困扰，但在这些迷茫和困扰的过程中，当你去跟别的家长聊天、去找一些相关书籍或者数据来看，会突然发现这其实不单单是情绪上的困扰问题，而是会发现今天很多孩子因为情绪的问题，已经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像休学、退学或者不愿意上学等现象。

而且，你会看到在医院里边，很多未成年病人的数量在增加，国家数据也显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下意识的反应是“这怎么了”？

心理课教师在北京一学校为小学生上心理辅导课程。 视觉中国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这个时候会想探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我也想找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家长，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观察者网：在您书中，一些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后，非常排斥上学。而家长只是希望孩子尽快返校。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梁鸿：可能大部分家长觉得只要孩子能上学，那就没什么事情了。“能上学”成为家长确定自己孩子没问题的标志。家长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正视问题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有一种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孩子的休学问题。

观察者网：您为什么把《要有光》的视角更多地放在家庭内部的角度？

梁鸿：我觉得真正能够迅速行动的还是家长，这是一个最快、最直接的行动。

学校校长是家长，一个单位或者机构的领导也是家长，我们能否以家长的身份再重新看待我们的孩子？

比如，课间10分钟就该出去玩一玩，而不是一刀切去变成静默课堂。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看到孩子非常疲倦、非常累了，能不能让他少写半个小时的作业？从写作业到12点变成写到11点半，就真的是学习不好了吗？

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孩子的作业？有时候孩子的作业卷子，明明前20道题已经做过无数遍了，就是简单的重复，孩子们到最后还是一张一张卷子拿回来从头做到尾。我在想，前20题做了很多遍，是不是在孩子很疲惫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不做，就做后面的题，这些行动虽然微小却非常重大。

我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成为差生，没有按照他们的期许来的时候，他们对孩子是非常严厉的，经常处于愤怒之中，不打孩子的话，就是天天冷暴力，要么就是吵闹，很少会理性地思考孩子为什么成了一个“差生”？

我们很少从孩子的角度去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当我们的孩子学习不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把他当作是我爱的孩子了。

尽管我们仍管他们的吃穿，但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对孩子其实是有判断的。如果他是个好孩子，如果他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我们爱他、赞美他、夸奖他；如果他不按照要求来，我们的赞美就变得非常稀缺了，我们对他们的判断就变得非常狭窄了，你学习不好一切都是原罪，也就看不到孩子的其他优点了。

我们这一代可能很多人都是靠学习、靠成绩走上来的，所以我们会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孩子，会觉得小时候那么穷、家里缺吃少穿，我们都摸爬滚打走出来了，你凭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种判断实际上可以说是每个人内心不愿意正视的一个东西。

家长们在考场外望着孩子的背影久久不愿离去。 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当时您为什么选择写北京、滨海、丹县这三个地方孩子们的故事？

梁鸿：其实我去了很多城市，但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确定要写这三个城市，而是随着采访的深入，积累了很多素材。比如说在滨海，我呆的时间比较长、介入得比较深，对阿叔（书中开补习班的心理咨询师）、对雅雅有了较多的了解，然后觉得这个地方我可以写写。我并没有像社会学家一样提前踩点，没有刻意选择某个地方作为样本。

我经常说，“生活来到我面前，我就接受了它”。当时也是雅雅在线上回应了，我就背着包去了。没有任何的预示，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社会学家，而是一个文学者，不管在哪个地方，把这个人写好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丹县，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刚好我认识一个精神科医生，他告诉我他的科室里面有很多未成年病人，我就去了。在那儿，我认识了娟娟、“花臂少年”，还有其他的一些少年，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挺有意思，还挺值得去的，慢慢地我就在那儿待了下来。

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说话聊天。在采访了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后，我意识到，北京的、滨海的和丹县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尽管孩子们都出现了问题，但背后的原因却千差万别。

所以，这也是我最后决定就以这三个地方为中心，每个地方从不同角度切入来写的原因。滨海更多是以孩子和心理咨询师的角度，北京是从家长的角度来写，丹县则是以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角度来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