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回来，她发现，她其实是摆脱不了“我是这个村子里的人”，这么一种被她称之为“生命印记”的东西。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村寨里的生命逻辑，小扎觉得很像《芙蓉镇》里的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城里人焦虑那一套，在他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他们就觉得，你今天再烦恼、再糟糕，明天该插秧了，你还是去插秧，绝不会让田地荒废。就算现在条件好了，有合作社分红，一年不种地也饿不死，他们也绝不会让地闲着。”

还有领居家的叔叔婶婶，上午还在为琐事打架，下午村子里有跳舞的集体活动，他们该跳舞还是跳舞，该干活就干活，每件事分得明明白白，“我当时就：哇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们好像有一条准则，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事情，先活下去再说，活是最重要的事情，”小扎说，“也不能单纯解释为生命力，就是一定要生活下去（的态度）。他们不会因为别的事情，比如思想上的包袱，就把生活抛在一边。大家都把生活本身作为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回来以后，他们给我带来的新的感受。”

说到这儿，小扎又补了一句，“这也是我回来以后觉得最应该珍惜的。”

“我当时就觉得，我从前那么那么想逃跑，想要远离的东西，没想到在30多岁的时候重新成为了我的精神导向。”

小扎说，无论是疾病，亦或是婚姻琐事，只要下到地里劳作一番，似乎就都不算烦恼了，“劳作完了，大吃两碗饭，肥肥的肥肉往嘴巴里面一塞，冲个澡，然后就去睡觉，非常非常爽。”

她形容这种状态，“我有一种，摇摆的孤舟靠岸了的感觉。”

应该说，疫情给小扎带来了巨大的心态变化。疫情前，她笃信社会流行的“成功学”，一心想出类拔萃，做人上人，活得光鲜亮丽；但后来，她觉得现代生活是易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反而乡村生活更确定，人一直在劳作，生活是可预期的。

乡村和城市给人的时间概念也是不一样的，乡村的时间是按照四季轮转来计算，城市时间是争分夺秒，更像人和人之间的争夺。

其实小时候，和很多孩子一样，小扎并不喜欢干农活。她的一只耳朵，就是因为打谷机蹦出的稻粒弄伤耳膜而失聪的。她甚至专门在书里写了一章《干不完的农活儿》，抱怨儿时跟着父母劳作的辛苦。

但现在，只要一回到寨子，她刚下车就会自然地放下行李，换上干活穿的鞋子，直奔田地，“一看时间，才四点多，还早嘛，那就应该在地里，不需要适应的，直接就下地去了。”

小扎在栽白菜

当然，归隐乡村绝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田园牧歌。

“种菜前要先堆粪肥，很多城里人闻到鸡粪的那一刻就想逃回城市了，”小扎笑道，“农村绝对不是田园牧歌，我的人生也并不是那么完美圆满。我不能只写好的一面，不想误导大家。”

在书里，小扎把自己定义为“城乡摆渡人”，“两个世界我都去看过了，我到过城市，又回到寨子里面。但是我在两个世界之间依旧在来回，我没有固定在哪一个世界当中，就这样走来走去的，我觉得还挺像摆渡人的。”

她在书里写，城市总让她觉得晕晕乎乎，夜里又总睡不着，“可能农村人跑不脱农村的。”

而阿爸给出的回答很有意思，“哪有那么高深，就是家里温度湿度都合适，你身体少难受些罢了。”

“意识上的改变，远比生活本身的改变，更让我感到快乐”

云南的少数民族很少有皮肤白的。但最近几年回到寨子，小扎总会被村里姐姐们围住，她们拉着她的手夸赞：“读了书就是不一样，真清秀、真白，是见过大世面的了。”

每当这个时候，小扎总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腾地红到脖子根。

什么能算“见过世面”？她想，读了书，去过北上广，知道马克思主义……这固然算一种世面；但识得镇上的鸟儿并能绣入纹样，会唱十三种不一样的调子，能种二十种作物，清楚每种花的花期……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世面？

小扎觉得，寨子里那些辍了学的姐姐们，羡慕的或许是自己当年没能抓住的另一种人生可能性。

而随着现代化发展与主流社会接轨，闭塞村寨里的女性们也正迎来新的可能。

最近几年，村寨里流行妇女组团外出务工。小扎的阿妈起初是极力抗拒的，她要么指责外出务工的女人“不顾家、不算贤妻良母”，要么以“不种地就是忘本”为由拒绝。总之，对外界的排斥非常强烈。

可当她去蓝莓直播间做包装员，当拣烟员体验过朝九晚六、食堂管饭的生活后，整个人都变得轻快起来，那种由内而外的舒展肉眼可见。

她会像孩子一样分享第一次寄快递、第一次用银行转账的新鲜事，甚至能说出“加班没有加班工资，那不就是旧社会做苦工”这样让小扎意外又哭笑不得的话。

“她的改变比较慢，但是慢一点也没关系。”小扎这样评价她的阿妈，又似乎也在说村寨里的其他女性。

小扎的阿妈（左）和好朋友

回到村寨时，小扎还有一个意外发现：村里骑三轮摩托的妇女突然多了起来。她在书中写道，“这真是件奇事。要知道，在我们村，别说女人骑摩托，就连用手机，都远远落后于男人很长时间。”

最先学会骑摩托的是一位叫“金妹”的婶子，她改嫁给汉族老头后，开始骑着三轮摩托挨家挨户收废品，后来又教会了村里不少女人。短短半年，会骑摩托的妇女越来越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添置了三轮摩托。

小扎最近回村，看到金妹婶子还在做收废品的生意，还换了辆二手面包车，精气神越来越足。村里人都说，这是因为她当家做主了，当家的女人有福气。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随着社会发展，两代彝族乡村女性的变化是‘滞后且蓬勃的’。”

“‘滞后’是因为地理位置偏远、语言不通，主流社会的很多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她们接收起来是滞后的，”小扎解释道，“‘蓬勃’则在于，一旦接触到感兴趣的新事物，她们就会积极追求，还会主动分享给身边人。就像我阿妈外出务工后，也带动了更多村里妇女。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蓬勃’的。”

90年代末，村里的弄潮儿们在水井前留影

诚然，无法装作视而不见的是，在偏远山区这样的背景，早年间，诸如重男轻女导致的人伦悲剧，这类伤痛事件并不少见。小扎在书中并没有回避村寨曾经的落后与愚昧。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想去美化，也不想去丑化，”小扎告诉观察者网，“既然有机会表达，我就想把村子里的人和事写出来，尤其是女性的故事。我本身是女性，天然会站在女性的角度，想把她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如果我不写出来，主流社会永远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群体，就像我书里说的，她们会在寨子里静悄悄地出生和死去，笼统地被称作‘那里的女人’。”

小扎接着解释说，“我问过她们愿不愿意被我写进书里，她们就说，‘你想写就写呗’，毫无保留地跟我分享心里话。但我其实没有很深入地去写她们的故事，我希望人们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但不想让她们变成一个被围观的课题，所以写得比较克制。”

她用雪豹打了个比方，“我希望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知道雪豹有多可爱，它们生活在何处，习性如何。但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跑去雪豹的栖息地去蹲守、拍照，打扰它们。”

在书写女性乡邻的故事时，小扎还提到了小时候参加村里一位姐姐婚礼的经历。送嫁仪式上有个“摔碗”仪式，接亲与送嫁的人一起，把在新娘家吃酒用的碗筷酒杯全部摔碎，寓意新娘不再吃娘家一口饭，不再喝娘家一口酒。

幼时，小扎只觉得好玩，因为贫瘠的生活里，很少有这样“破坏性”的活动。长大了，她才后知后觉这是一个残忍的仪式。

不过现在，这样的旧习俗已经被摒弃，婚礼只保留了全族人盛装庆祝、载歌载舞的环节，让婚礼真正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喜事。

这种转变很像一位读者的书评所言：书里描述的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过去，和看得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