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夏格旺堆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前往拉萨河的上游。这一趟是受老同事——西藏第一代考古学者、如今已经80多岁的更堆之托，老先生一直惦念着，37年前，他在那一带的山谷，看到过一处疑似史前文明的遗址。在当地文旅部门和村干部的帮助下，夏格旺堆跑遍了山谷的上下左右，遗址没找着，倒是顺道去探望了一下切卡日墓地的露天石碑。

石碑在墨竹工卡县止贡区谐拉康寺正对面山坡上的墓地里，是吐蕃王朝赤德松赞时期的人们，用一块自然长方石块，以古藏文楷书镌刻的祭祀文字。旷野里，它与山峦长风相伴了一千多年。今年，它有了一座专属石头棚子，遮风避雨。

在西藏，很多“宝贝”，就像切卡日墓地刻石一样，藏在静谧山谷的一隅。它们守护着千年、万年前的传奇和秘密——远古人类如何登上青藏高原，发展出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生存技能，又是怎样安居于此，建立了文明。西藏考古从20世纪20年代起始，历经百年历程，在近年取得重大突破，证实距今10万年前，人类已经踏上青藏高原腹地，至少5000年前，已融入中华文明圈。

几代考古人的足印，踏遍雪域的山川河谷、古刹荒原。石器、陶片、经卷、壁画……在他们的一锹一铲中，从深埋的坛城、风蚀的摩崖里渐次苏醒，不再是冻土岩穴里的废墟，而是远去的文明在时间长河中投下的、终于被我们捕捉的倒影。

古格王国遗址（1985年） 受访者提供

叩开西藏考古之门

从楚鲁松杰下山，离开岔路口，山路上飞雪狂舞。随着海拔降低，雪渐渐小了，浓雾却又升起，那个远远的、走在喜马拉雅西部山路上的人，不得不下马徒步。在象泉河流经喜马拉雅山脉形成的一个山系缺口处，一阵凛冽的风把他破旧的帽子吹入山涧，撩起凌乱的头发，可是他却充满喜悦，沿着雪霁浓云中的那道神秘光缝，终于进入喜马拉雅腹地的奇妙之境——西藏。

他叫朱塞佩·杜齐（Giuseppe Tucci），一个谈到西藏考古就无法绕开的人物。早在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后期，西方有不少人对汉学、佛教以及东方历史感兴趣，一批探险者和传教士进入西藏，他们在国外公布根据亲身经历和调查所获的有关藏区历史、宗教、民俗等资料，成为西藏学的研究先驱者。当时的学者大多具有较好的藏文功底，重视藏文文献的收集整理，并与考古调查资料结合起来研究西藏的古代历史，留下了一批丰富文献。其中，在1926年至1948年间先后八次进藏的意大利学者杜齐，具有深厚的藏文、哲学、宗教、考古、艺术等学术背景，是西方学者在西藏考古与艺术领域最高水平的代表。

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杜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张建林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他一直对这个世界屋脊的历史和文化有兴趣，可惜当时有关西藏的考古书籍几乎空白，他把学校专门为几位藏族学生编的油印版《西藏文物考古参考资料》借来看，另外对他深有启发的著作就是杜齐的《梵天佛地》和《西藏考古》。那时，这两本书都还没有在中国正式出版，只能在杂志或者藏学研究译文集中，找到一些文章。

在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夏格旺堆看来，杜齐在著作中发表的岩画、壁画、造像、寺院等老照片，即便到今天也有重要价值，因为很多遗存已经消失。有一年，他到喜马拉雅山脉北麓、年楚河源头的康马县出差，他记得《梵天佛地》中有不少当地一座古寺的图片，当他找到古寺，却只看到废墟上残存的零散木构残件，杜齐照片里的建筑已经完全不见了。

上图：西藏第一代考古学者更堆 图/新华 

 下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夏格旺堆 图/受访者提供

还有一些老照片，为后世的学者留下了难得的考古线索。前年，夏格旺堆前往康马县玛不错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在途经萨鲁村北面艾旺寺附近的山谷时，晨光斜斜地照在一面崖壁上。“有刻画的符号！”他一阵惊喜，连忙跑到路边崖面前凑近查看。“是岩画，而且我认出了一幅图案，在《梵天佛地》里面见过，我一直都还记得。”夏格旺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年，杜齐并没有标注岩画的具体点位。其实，它就在距离艾旺寺不到200米东侧路边的崖面上，几十年时间，从未被人注意，如今找到了实物，作为高原古代历史的重要图像资料，可以比对杜齐当年的记录，开展进一步研究。

以杜齐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一度开启了西藏考古之门，但因为历史条件和他们自身专业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多以地面调查为主，且空间范围相对狭窄，并没有正式的、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开始兴起。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宿白、藏学家王忠等人对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进行了大范围文物调查，目标主要为宫殿（如布达拉宫）、佛教寺院（如大昭寺、桑耶寺、萨迦寺）、碑刻、陵墓等。后来，宿白告诉过张建林，本来计划多跑一些地方，但由于时间原因，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只能骑马上去，最后就重点调查了这三个地区。当时的调查结果，以王毅为主笔的《西藏文物见闻记》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连载了7期，这是国内学术界对西藏文物的最初认识，也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调查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提供了范本。

在考古工作者调查已知文物的同时，一批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和民族学学者也陆续进藏，他们在进行本专业田野调查时，采集到一些石器标本，虽然不是考古专业，但学术素养让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属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于是他们把样本采集回来，交给了考古学家。后来，在他们采集打制石器的地方，大都发现了旧石器、新石器遗址。张建林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这也算当时的学者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跨学科地彼此帮忙了。”

尽管仅限于地面调查和采集、征集，没有找到遗址，只有零星的考古发掘，西藏考古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器物的发现是这时期西藏考古成果的重要标志。

《鬼吹灯》里的“昆仑神宫”

1979年，正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读大二的霍巍对76级的学长们感到羡慕极了。那年，四川大学教授、知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带领76级川大学生进藏，主持发掘了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说到童恩正，他算考古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不但是中国西南考古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还结合考古写了不少科幻小说，根据他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的同名电影是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