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陶立烽】

3月16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全文发布。除了3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内容外，《方案》还涉及到党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机构改革内容。

此次机构改革涉及金融、科技、社会工作、数据以及机构精简，尤其是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工委、中央科技委、中央社工部等新部门的组建，引发了广泛热议。对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

对于机构精简，唐亚林指出，我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在全世界中都是比较低的，大大落后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中国的比例1%都不到。而此次精简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各部门精简出来的名额要用于新设机构。

根据《2016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底，全国公务总数为719万人。

至于县乡两级不做精简要求，唐亚林分析，此举是为了让基层公务员的作用和能力得到有效充分的发挥与运用。“李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也说明了我们的干部需要面对基层、面对群众、面对服务、面对人心、回归群众路线。”

2018年4月，泉州洛江区纪检走访洛江区绿联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了解农民生产生活、检查农资补贴到位和镇村干部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情况（图自泉州市纪委监委网站）

以下为采访原文：

观察者网：这次党中央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前者是中央议事协调机构，后者则是中央派出机构，同前者的办公室合署办公，这种安排的目的是什么？

唐亚林：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职能并不一样，前者主要是针对事务，后者则主要是针对党务。

具体而言，中央金融委以及中央金融办，专门负责对金融相关重大事项的议事协调、决策研判、政策统筹、落实推进、监督反馈等事务；而中央金融工委主要负责金融系统多家单位的党务，对一行两会（之后会改成一行一会一局）进行归口管理，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中央金融办与中央金融工委二者合署办公。

举个例子，以前上海市教委、卫健委和科委上面有个科卫教工作党委（后来拆分了，变成了教卫党委和科技工作党委），对教委、卫健委和科委的党务进行统一归口管理，而各个委员会负责具体的业务事务。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在大口党的工作委员会之下，各独立但联系很紧密的几个部门各自设有党组，实行党务统一归口管理，中央金融工委就是这种情况。

观察者网：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将改成中央派出机构为主，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牌子，这是否意味着削弱地方的金融监管权？这和前段时间的村镇银行暴雷事件有关？

唐亚林：现代金融是一项特殊的事业，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心理的传导与冲击效应明显，既深刻影响经济发展走势，又鲜明影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知，从而影响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与社会稳定大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简而言之，就是金融业杠杆作用非常强大。比如最近美国银行业出现的几家银行倒闭事件，不仅影响股市，还影响民众的生活甚至企业的生存。

而我国目前地方金融管理已有不少乱象。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这种情况就需要加强中央事权的统一管控，实行垂直管理。因为地方监管能力有限，而且有的地方也有打政策擦边球的倾向。一旦监管能力搞不上去，它所造成的破坏性会更大，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观察者网：为什么央行管理体制从“大区分行制”改回到了1998年以前的“省会分行制”，从目前的“央行-大区分行-省会支行-地市支行-县支行”五级管理体制改成“央行-省分行-地市支行”三级管理体制，当年大分区制改革目的是规避地方政府对地方央行支行的不利影响，那目前形势下的改革原因是什么？这么改有何利弊？

唐亚林：目前大区分行体制显得不太适应，而省分行能较好地顾及到每个省份的特殊性。

至于为什么裁撤县支行，这也和目前电子支付手段兴起等有关。随着交通网络体系的发展，互联网支付的普及，以分布式存储为核心的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下沉到县市级的人民银行系统主要职能越来越弱化，原有的货币当地发行管理、现金管理与库房建设、反假币业务、金融数据统计等职能就日渐淡化了。

因为交通网络的飞速发展，县域和地市、省城的通达度大大提高，即便真的发生挤兑事件，一夜就能从省行或者地市支行调钱过来，挤兑就可以避免。同时，电子支付使用频率和场景不断增加，现金用得少了，假币也就少了。所以说，现在基层政策银行的具体职能弱化，县（市）支行的存在必要性也大大降低。

中国人民银行嘉善县支行（图自嘉善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