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中另一个被证明是具有战略性的建议涉及“三八线”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参战时机和作战地区均以联合国军“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这不仅是因为“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有利的”，包括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都会因作战地域不同而发生变化。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基于作战的考虑，报告提出，战场越靠北对中国军队作战越有利，包括运输线变短、距离想象中的空军基地近、群众工作更容易，等等，但这同样会导致战场因靠近中朝边界从而导致中国本土的不安全。这里指出报告中这种矛盾对后来选择具体的战争目标是有潜在影响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决定中国决策者最终将战场选择在何处的重要因素。

林彪于9月6日将报告转交毛泽东，并附有他实际上表示认可的建议，他提到应解决邓华等提出的“后勤装备”问题。据此可以合理推测，林彪后来对参战的谨慎态度和战略建议等，是受到这些身处前线的卓越的军事领导人的影响。

当然，基于“孤证不立”原则，仍然需要对林彪提出“出而不战”这个判断保持谨慎，尽管它是合乎逻辑的。本文如此明确用“出而不战”作为核心概念，还是基于中国决策层在10月14日，即中国出兵决策过程的最后阶段的关键决定。

10月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周恩来和林彪当天即离京前往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讨论苏联将如何提供援助。从此开始的关于苏联援助问题的交涉持续到14日，结果是中国领导人未能完全如愿，斯大林拒绝派遣苏联空军入朝掩护中国军队作战。具体过程将在下一部分阐述。由于苏联空军不能参战，中国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出兵？以及如果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手稿

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考虑到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条件下，最终决定出兵。用当时彭德怀的话说，苏联“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

当晚10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该电报除了强调仍要出兵外，还说“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以及在两个月后苏空军参战和6个月后收到苏援火炮、坦克等装备并训练完毕后“即可以攻击美军”。

这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再次研究了作战方案，于次日凌晨3时将研究情况电告周恩来。该电报中提到“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的”。

14日，中国决策层经过反复交换意见，最终确定了志愿军入朝的军事方案，即：

“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

这个决定于当晚9时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而且在10月21日，由进入朝鲜的彭德怀当面告知金日成。至此这个方案已经获得两个盟国的认可，至少到21日还没更改过。

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前线（资料图）

10月14日确定的军事方案其实就是改进的和更明确完整的“出而不战”版，即屯兵于朝鲜北部，争取暂时不与美军作战。用毛泽东的话讲，至少一个时期“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

至于电报中所说的6个月以后能否获得“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这时对于中国决策者至少也是不确定的，后来则被证明是从未出现的。尤其是在苏联空军参战问题上，现在斯大林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不履行承诺，今后他就一定是可信的吗？中国领导人是有足够政治经验做出合理判断的。

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合理的推测，即使中国军队受到条件的限制只是长期守住这条防线，对于中国决策者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用10月14日电报（以下简称“10·14电”）中的话说，这个军事计划的好处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中国决策者在此首次使用了“国防线”这个概念，这表明在他们的战略思考中，国家利益不仅包含了国家安全，而且国家安全在战略排序中占有的地位也是要绝对加以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