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yal提到的几个涉及政府违法征税后退款的案子都很有代表性。

美国鞋业公司案的背景是，当年美国对通过港口的货物按货值收一笔“港口维护税”。美国鞋业公司做出口生意，觉得对出口货物收钱违反宪法。因为宪法明确说不能对出口征税。它先去找海关要退钱，海关回信说这不是“税”，是“费用”，不给退。公司不服，就去国际贸易法院起诉，法院最后支持了它。

案子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确认对出口适用港口维护税违宪，但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退税方案。像美国鞋业公司这样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判决拿回钱；但其他出口商还是得自己走程序，联邦国际贸易法院负责执行退款程序，协调了超过10万笔退款申请。

麦克森案，是当时佛罗里达州收酒税的时候，给本地酒商一些优惠，结果外州来的酒，比如 McKesson 卖的，就被多收了税。后来州法院承认这种做法违宪，是歧视性税收。但到了善后，州法院只说以后不这么干了，却不愿意把之前多收的钱退回去，理由是退钱会让州财政吃不消，而且那笔钱可能早就转嫁给消费者了。

最高法院指出：既然州法律允许企业先交税、再事后挑战是否合法，那一旦税制被判违宪，就不能只改未来、不理过去。否则，政府等于通过拖延程序把违法收益留在自己手里。这在程序正义上说不通。但最高法院也给了州一定弹性：可以把多收的钱退给受歧视的一方；也可以反过来向当初享受优惠的人补征税款；甚至可以组合着来，只要能纠正不公平问题。

哈蒙斯案的起因，是国会调整破产案件的收费标准后，因为联邦存在两套不同的破产管理体系，导致不同地区的大型破产案件缴纳的季度费用不一样。最高法院在2022年的一个案子里已认定，这种地区间的不一致违反了宪法关于破产法统一性的要求。哈蒙斯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收费制度违宪，那已经多交钱的人要不要退？

法院有三种选择——退还多交的一方、向少交的一方补征，或者只要求今后统一、不追溯退款。最终，多数意见选择了第三种，只做未来统一，不做退款。理由是，这个违宪问题的核心在于地区不统一，而不是费用本身过高；不一致持续时间有限、范围可控；而且如果推测国会当初知道有宪法问题，更可能希望维持整体收费结构，而不是引发大规模退款，因为那会对破产系统的资金安排和法院运行造成严重扰动。

所以，退款这个事说起来就俩字，实际执行极为复杂。早前，有不少人猜测，因为退款的影响太大，最高法院可能判决对等关税无效，但对已征收的款项不再退还。这当然是一种极为乐观的估计，从今天的裁决来看，法院基本上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无数的当事方和各级法院。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果然有记者问到了该问题。记者问：总统先生，目前你应该收了1750亿美元的对等关税，现在法院说这违法，那么你是不是得把这1750亿美元退了？

特朗普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也是我想问的，这些法官花了好几个月写了这份糟糕透顶、漏洞百出的判决，却完全没提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你就说有多离谱吧。这可是几千亿美元，不是几百万。我就问：那我们收的钱怎么办？判决里一个字都没提。你不觉得他们至少该写一句：钱是能留，还是不能留？

记者又追问：那你是不打算给企业退钱了吗？特朗普说，我已经回答你了，接下来我们还得在法院里耗五年打官司。

特朗普表示，他对最高法院“某些成员感到羞耻”。 视频截图

就退款而言，海关清算是关键节点。一般来说，货到了美国口岸，进口时先交押金，等海关清算后才最终确定到底该交多少关税。

对于还没有“最终清算”（liquidation）完毕的进口货物，企业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直接纠正和退款。这包括在海关的账目中提交“事后更正”（Post-Summary Correction, PSC）以删除不应征收的关税，从而加快退款。如果这些更正被海关接受，企业可能较快收到退税款。

然而，在实践中，许多涉案货物在诉讼持续期间已陆续清算完毕，行政更正仅适用于那些尚未最终结算的条目。此外，关税措施生效期间跨越一年，一些最早征收的关税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进入清算。特朗普政府并未主动下令暂停清算，因此大量进口商的缴款已经处于“已清算”状态，无法简单通过行政更正拿回。这限制了行政途径的适用范围。

对于已完成清算或未能通过行政手段纠正的关税，进口商必须走司法途径。根据美国《关税法》的程序，进口商应先在海关内部提出抗议（protest），声明关税征收不合法，然后在抗议被海关拒绝后180天内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根据美国法律，相关诉讼时效通常为两年，逾期未诉可能失去索赔权。

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通报，仅2026年1月26日至2月4日，针对对等关税提起诉讼且案件进入冻结状态的相关企业多达104家。据称目前已有超过1000家进口商向国际贸易法院起诉要求退款，相关企业来自美国和欧洲、亚洲多个国家，业务涉及食品、奢侈品、服装、家居、医疗器械、电子、工业制造、化工等众多领域。中国的比亚迪和三一重工等也在其中。这些案件暂时搁置，但现在最高法院裁决出炉，预计它们将很快恢复审理。

理论上，在普通联邦民事案件里，像这种受影响的企业可能有成千上万家的情况，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由少数代表原告代表所有类似受害者。但国际贸易法院这种专门法院体系是否允许大范围的集体救济，目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成熟的机制。法律界普遍认为，要把不同公司、不同报关批次、不同缴税时间、不同清算状态的进口商都放进一个集体诉讼里，操作难度很大。但像这种金额巨大、主体众多的情况，很可能还是要由每个进口商分别提起诉讼，或者在法院允许的情况下再合并审理。

最高法院没有在判决中具体说明退款范围和方式，给该问题留下一定模糊空间，但在实践中，下级法院大概率会遵循传统原则，允许在法定时限内提出请求的进口商追溯拿回多缴款项，并加付法定利息。特朗普政府则可能会对退款申请进行仔细审查，核对进出口单证，这样的话进度会变得很慢。此外，退款涉及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比较复杂，例如，如果进口商和买方合同约定关税成本由买方承担，那么退款最终归属谁？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东不压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