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你在微博里谈道，“本来不打算做核算检测，打算花点钱买通海关直接过去的。但是大使馆这边做了工作，安排了紧急核算检测……”。你否定了回国“千里投毒”的质疑，但网友们认为你在非洲、中东到处走动，也会传染其他人，这也属于不道德行为。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一指责？

鲁佳斌：原本土耳其那边不需要核酸检测证明，我知道这一政策，所以我打算直接过去。很多人说我“千里投毒”，我说只有土耳其人能质疑我，是因为土耳其人知道自己的政策。

我也不是对飞机上的人不负责，一是政策不需要核酸检测证明，二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新冠肺炎。要是我知道的话，我也不会去坐飞机。新冠确诊后，我也比较尴尬。

观察者网：你2017年从陆军退役。按一般人的理解，军人更重视纪律，更会遵纪守法，结果在非洲过关时几次偷渡、行贿。虽然按你所言“贿赂或者偷渡在非洲是很普遍的事情”，但它毕竟是违法的……怎么解释这种矛盾？

鲁佳斌：大部分士兵从部队退役后喜欢有军人光环，但我不一样，我不想戴军人光环。我退役后写过很多写实性的部队文章，反思我在部队遇到的问题。我不觉得一个劲地说部队好就是在帮它，并不是这样的；反思在部队遇到的问题，不合理的地方也需要提出来，这样才能真正地为部队、官兵考虑一些事情。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军人光环摘掉了，我觉得这身份给我带来的虚荣心远远大于自豪感。别人夸我退伍军人怎么怎么厉害，我觉得并不是，我只是在干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无论是在新兵营还是去北京学习，学修飞机或做电子设备维护，再或下到基层连队做文书工作，每天跑机关跟人打交道，我觉得这些工作很重要，但是也很普通。我跟普通工人老百姓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奋斗，更多情况下他们可能比我还辛苦点。

我退伍三年了，我会怀念部队里的日子，怀念和战友一起工作的时光。我会经常想起那些日子，那些日子苦涩，但是值得回忆。仅此而已，当你离开部队，你和部队其实就没有关系了。

退出现役后再以士兵的要求去要求自己，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用士兵的道德去要求别人，那是很过分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而且，当我成为旅行者后，我更多将客观和真实定义为旅行的意义，要去经历更多值得经历的事情。这时我会觉得原来的身份限制了我去追逐那些东西。当我摘下士兵光环的时候，我不再受原来身份的束缚，我想成为另一个人，一个在非洲大地上自由自在的人。

躲在卡车座位后面的夹层里，偷渡到马里

观察者网：有网友问你出了国是否更爱国，你说“恰恰相反”。为何会这么说？

鲁佳斌：因为我在非洲国家生活的时候，发现非洲国家也在撤侨，撤得还挺给力，一次性把人都运回去了。法国人也撤侨，但他们撤侨是收费的。这边原来是法国殖民地，每周都有固定的航班回去，对于法国人来说，回去很便利。

中国大使馆确实也做了工作，给我们发些口罩等医疗用品，但大部分中国人在非洲这边生活其实挺艰难的。回中国的航班大半年只有一趟，机票价格确实高，但比商业航班便宜些。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坐这飞机，我不选择坐等同于把机会留给别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活着等来回家航班的。我记得六月份有个中国姑娘在非洲得疟疾死了，遗体过了几天才被发现。

我觉得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因为我有流量、有关注，虽然名声不是太好，但至少大家都关注我；而大部分海外公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只能默默忍受。而且国内舆论对海外侨民这块不太客观，认为侨民回去是“千里投毒”。其实不是的，一个人选择回国是他的权利之一，国家是他成长的地方，为什么回国还要饱受非议？

所以当我生活在海外的时候，跟国内的情绪是截然不同的。国内体验到的可能是国家福利、社会安稳，但另一方面，海外侨民牺牲自己的利益，坚守在海外，大家没有看到这点，没有人感谢他们的牺牲。疫情割裂了社会，我选择留在非洲，对于有的人来说也是种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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