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潞城镇宣传科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潞城镇棚户区改造还处于前期政策准备阶段，拆迁组尚未进驻任何一个村。“要等到政策落实，才谈得上拆迁、补偿、土地规划等后续工作。”工作人员再三声明，潞城还没有接到任何有关市政府搬迁的通知。

不同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晚了一年制定的2005年版通州新城规划，其实已经为“市行政副中心”开了一道口子。

“第62条 行政办公”一节写道，“新城行政办公用地近期在现有基础上发展，远期需要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布置在运河及六环路以东地区，在潮白河沿线与六环路东南地区预留中央或市属行政办公用地。”

这或许与当时北京市政府领导的力主有关。据南方周末报道，地产商任志强曾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当时市政府确曾有过搬迁计划，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主导了规划，但随着王岐山上调中央，这项计划随之淡化。

疏解提速

在此背景下，十年间，市政府东迁通州的传闻经久不息，又相继遭到否认。但通州官员和房地产商们仍热衷于对外维持这一话题的热度。

2004年，某开发商在一次论坛上向记者透露，他从有关部门获悉，市政府已有东迁的计划，东部房地产市场有望快速发展。随后，时任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否认此事，称建设部尚未对此展开任何讨论或研究，而近几年内，政府东迁也不太可能进入政府议事日程。

2006年5月，在一场通州招商环境说明会上，时任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张树森表示，目前通州已在该区域内为北京市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以及中央直属研究机构预留了一块办公楼建设用地，总占地面积为3平方公里。

当月，该消息再度被官方澄清。时任北京市规划委办公室主任陈建军向媒体记者明确表态，保证五年内没有安排具体的行政机构搬迁计划。其称，划出预留地的目的是以防万一，而当时还没有到想象中的紧张程度，搬迁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市规划委对预留地也没有过问。

陈建军当时所说的“以防万一”，考虑情况包括：旧城区行政办公用地紧张，或者旧城区的环境恶化到严重影响办公效率时，以及中央突然出台具体的政策要求疏散行政机构等等。

在近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大城市病”愈演愈烈，人口承载力也越来越差，交通堵塞和PM2.5成为公众尤为关切的焦点问题，甚至开始上升到中央决策的高度。

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考察北京时，谈及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今年2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这一问题时，侧重点上升为区域经济布局。

他表示，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在此半个月前，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务咨询会上，市发改委副主任刘伯正介绍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作时称，今年北京市功能疏解将有实质性进展，按“几个一批”向外疏解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功能和产业。正在规划研究中的“疏解”清单里，就包括一批行政事业单位，确定年内完成外迁。

市政府搬迁消息越传越真，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北京方迪智库首席专家赵弘却变得越来越谨慎。许多关键问题均以“现在不能说”来回应澎湃新闻。

此前，他曾向媒体透露，传闻并非无中生有，有关单位正在对搬迁方案加以研究，加快推进。而他本人正在主持编写的“通州区十三五规划（2016-2020）”中，已经将北京市行政职能的迁移纳入规划建议之中。

11—3—1

十年间，通州副中心并非没有竞争者。其特殊地位经过多年摸索，才重新被慢慢“扶正”。

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建设11个新城，其中，东部的通州、顺义和亦庄承接中心城人口、职能疏解和新的产业集聚的主要地区，被列为3个重点新城。

在这个意义上，仅通州被明确安排行政职能，定位为“北京未来发展的新城区和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和中心城区“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加上中央行政办公区“虚位以待”，无疑都令通州成为新城建设的“重中之重”。

2010年，通州新城规划调整之际，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解释，2004年的总规中，唯有通州的描述是“新城区”，这就比“新城”提高了一个层级。

然而，现实未能像规划那般“一马平川”，十年来，包括通州在内的新城建设仍然落后于中心城区。

北京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北京中心城区直接吸纳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直到去年，中心城六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仍然比6个城市发展新区高出10个百分点。

赵弘曾指出，“十一五”规划中，北京市确立了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中，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4个在中心城区，强化了中心城区“磁力”作用，对周围区域形成“虹吸效应”，进一步拉大了中心城区和郊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差距。

“多中心等于没有中心。”赵弘告诉澎湃新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新城和老城的概念属于时间范畴，新城定位层级对资源引导作用不强。此外，11个新城规划数量过多，没有区分，而8个功能性中心包括CBD、金融城等，发展点多面广，资源不集中重点不突出，短期内不能凝聚社会共识和社会资源，“结果就没有达到目标，或者说效果不明显。”

这几乎是北京城市规划一直走的“老路”。早在1958年的城市规划中，就开始提出建设卫星城，当时还是县城的通州也涵盖在内。但“遍地开花”的卫星城都很小，对于主城“摊大饼”式的极速扩张，没有起到任何疏解作用。

2009年，赵弘在研究东京、巴黎等地建设城市副中心的经验基础上，提出启动建设京西副中心、通州—亦庄副中心和顺义副中心，提高重点新城的层级，同时协调“东北重、西南区”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这一年年底召开的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加快重点新城建设，特别是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际新城”。

2011年，赵弘进一步提出，将通州率先建设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年后，这一建议进入政策通道。

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北京首次正式提出将通州打造为城市副中心。随后在2013年和201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要求加快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