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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南美20天,我在美国“后院”看见中国的远方
无处不在的美国存在与控制
此次拉美行还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经贸关系与地缘影响力之间的悖论。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不仅向中国出口大量铁矿石,还出口大量农产品,自2013年起中国长期稳居巴西农产品最大出口国地位,中国市场的采购额约占巴西农产品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巴西还对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2025年中巴贸易额达到1710亿美元,其中巴西对华出口高达1000亿美元,对华贸易顺差291亿美元。在整个拉美,越来越多的国家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且均享受贸易顺差,智利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成为经济上对它们最重要的国家。
但悖论在于:中国与拉美的经济联系还远远没有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实际影响力;而美国与拉美地区的经贸联系已远远不如中国,却仍在整个拉美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身处巴西和智利,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个地区上下对美国的崇拜,这种文化惯性恐怕在多年内都难以改变。
美国与拉美之间的依附性结构通过此次调研变得栩栩如生。此前,曾有一种说法认为,“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整个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已持续两百年,但却没有孕育出一个经济上发达繁荣、社会上富足安宁的国家,即便是治理相对良好的智利也不例外。拉美与美国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结构,这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附理论”的起源,这种依附关系将拉美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美国的存在对所有拉美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约束,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结构使得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步履十分艰难。
美国对拉美的控制体现在方方面面,其在拉美拥有另一种常被忽视的权力:社会权力。调研期间,一个令我们印象深刻的现象是,拉美各国政治经济各领域精英的孩子、票子、房子都在美国。美国可以轻易动用签证等手段对当地精英实施威慑和打压。这种社会层面的联系,并不能简单地用贸易规模解释,却可能构成美国长期支配拉美政治社会的重要基础。
此外,军政关系同样是理解拉美政治的一把关键钥匙。军队是拉美独特的政治力量,该地区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美国对拉美的渗透在强力部门尤为严重。经济上被锁定、社会上被钳制、强力部门被渗透,使得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算不上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只有来到这里,你才能真正理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理论范式中的“依附理论”,而所谓主权独立平等,只是停留在联合国宪章纸面上的原则。
此次调研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全面加强中巴战略合作。巴西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中国应全面提升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巴西在拉美地区和全球外交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甚至应探讨中巴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独立和自主的巴西对于制衡美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然而,我们接触到的巴西当地人士,包括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巴西缺乏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雄心。对于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前景,他们更是非常漠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战略自主,只能生存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之下。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并没有给拉美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对于这个“后院”反而特别吝啬。巴西在外交关系上的“佛系”心态,是中国这个历经百年屈辱、主张自立自强的国家首先需要理解的。调研期间正值巴西大选关键时刻,卢拉领导的左翼政府能否连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卢拉执政以来,巴西逐渐走向战略自主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与美国的外交矛盾日益激烈。如何鼓励和支持巴西在拉美地区乃至全球外交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应进一步思考的核心问题。
智利的发展史也暴露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美国颠覆了社会主义的阿连德政府,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转而又去拥抱一个新的独裁者皮诺切特。美国看重皮诺切特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以此对冲二战后拉美兴起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但一旦赢得了冷战,美国很快又抛弃了皮诺切特,并在国际舆论场上把他描绘成“刽子手”。
事实上,威权领袖成功领导市场化改革的例子不胜枚举,朴正熙、李光耀都是如此。现在回望皮诺切特领导智利的近二十年,其正负遗产远不是那些意识形态论者可以简单定论的。至少,如同韩国一样,为了激进表达反对独裁的态度,智利新宪法规定了总统任期4年且不能连任。民主确实民主了,但在智利缺乏一个东亚式的官僚体系,这导致智利在后皮诺切特时代一直难以制定连贯一致的国家战略,长期主义对于智利是一个“奢侈品”。人均GDP17000美元的智利,最终没能成为拉美的新加坡和阿联酋。
拉美的国内治理
如同基建设施一样,社会治安也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同样也是国家能力的重要展现。西方社会的衰败,首先是从公共治安的决堤开始的。美国对外坚决护持国家安全,但对内却没有能力维持良好的公共安全,这是美国内外国家能力的经典悖论。
社会治安和公共犯罪是困扰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艰巨难题,也是阻止中国普通游客大规模进入拉美的重要障碍。即便是在智利这样治理相对良好的国家,我们也仍然被频繁提醒要关注个人安全问题;而在圣保罗,“抢手机”的警示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的所有行程。相比之下,“东亚四小龙”、中国和阿联酋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应对经济和社会复杂化所带来的犯罪问题,改善并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进而创造政府治理的奇迹。这也是拉美地区另一个悖论:一方面,拉美地区常年没有大规模战争,是世界和平的“绿洲”;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存在严重的隐形暴力冲突,有组织犯罪尤其突出。这一“和平与暴力的悖论”如何解释,我不得而知。
拉美的黑帮闻名世界,好莱坞不少充斥暴力美学的电影都以巴西黑帮为背景,《速度与激情5》所描绘的街头追逐与暗处的暴力世界,就是巴西海滨风光之下的另外一面。如何建立安全的社会秩序,是巴西公共治理面临的重大考验。大量犯罪行为的滋生,很大程度上源于贫富差距。站在里约热内卢山顶眺望全城,我们欣赏到海洋与大陆的完美交融,这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但我们在山顶看到的成片的贫民窟,却又构成这个城市最令人窒息的“伤疤”。理解拉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财富分配的如此不均;而理解财富的分配机制,也是政治经济学所最应该回答的核心问题。

站在里约热内卢山顶眺望全城
巴西的社会治理困境,完全不能归咎于法治不足。相反,巴西是一个“律师之国”。据受访者介绍,律师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职业,大学生都以学法律为荣,而理工科人才极其欠缺。据了解,巴西每年培养的理工科人才仅31万人,但法律人才严重过剩。“法律人”的过剩天然会加剧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巴西有非常严苛的劳工法律,工会组织非常发达。据说,职员离职之后,第一件事情通常是起诉自己的前东家,这使企业在处理雇佣、解聘与劳资纠纷时,往往需要投入高昂成本。用一个直观的比喻来说,如果说“理工人”主要是“做蛋糕”,那么“法律人”主要负责“分蛋糕”,当一个社会过多的人在“分蛋糕”时,那么就一定会出现曼瑟·奥尔森所说的“增长停滞”。过量的“法律人”就像巴西经济体上的“寄生虫”,他们不是在维持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是在抽取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加剧着社会治理的难度。
社会治理如此,经济治理也同样堪忧。尽管巴西是拉美最大经济体,但巴西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每个州、每个城市的税率与规则都不一样。巴西异常复杂的税制让很多投资者都望而生畏。不仅如此,受所谓“美式民主”的影响,巴西建立了一个高度分权的政治体系,这是理解巴西国内治理难题的重要钥匙。巴西呈现鲜明的“小政府、大社会;小行政、大国会”的格局,同时实行三级联邦制度,联邦管不了州,州管不了市。社会力量过于强大,行政体系过于分散,在这种极度碎片化的政治体系下,巴西难以孕育稳定而坚强的政治领导来奉行长期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同样难以集中资源推进任何重大国家战略,包括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清剿“黑帮”。
总之,对外部力量的深度依附,内部多元力量的相互掣肘,极大地削弱了巴西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此外,巴西社会结构松散、家庭观念薄弱。一个对家庭缺乏责任感的社会,也很难凝聚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大国,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盘散沙”。唯一能让巴西人团结的就是足球。所以,在金砖国家中,不要说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即便是与印度相比,巴西都显得力量孱弱。
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认定巴西“自古以来”就秉持“弱政府”的制度传统,显然也是一种误读。我是到了巴西之后,才开始认真审视巴西在19世纪长达80年的帝国历史。为什么西班牙殖民地最终走向碎片化,在拉美地区分裂为20多个大小不一的国家;而葡萄牙在该地区的殖民地却大体保持了疆域统一,80年的帝国史对于当代巴西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国家整合的作用?对此,作为拉美“门外汉”的我,尚没有答案。
在巴西利亚,我们参观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巴西议会。比起建筑本身,我更加痴迷于巴西迁都的战略逻辑。1960年,巴西领导人力排众议,将首都从沿海发达的里约热内卢迁至内陆荒凉的巴西利亚。里约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巴西乃至整个拉美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拿破仑战争时期,葡萄牙王室曾举家迁至里约,使其一度成为葡萄牙的临时首都。离开这样一座承载深厚历史、且交通便利的滨海城市,转而在内陆建设新都,需要何等的政治决心!

巴西议会大厦
纵观世界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迁都都绝非易事,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与非凡的政治领导,绝难成功。近几十年来,成功实现迁都的只有哈萨克斯坦,那完全仰仗后苏联时代纳扎尔巴耶夫所积累的巨大权威。近年来,韩国、印尼、马来西亚都曾酝酿和计划不同程度的迁都,但都拖泥带水,只有巴西的迁都是彻底而决绝的。
迁都是巴西政治经济史上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它是巴西政府重塑国家地缘空间结构的一次重大努力,既有政治安全考虑,也有经济发展平衡的考虑。尽管巴西利亚作为首都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我们在这里仍感受到这是一座“新城”,其独特的城市规划与现代主义建筑,也使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宏伟的计划值得中国学者深入研究,尤其是巴西政府的“强”“弱”之谜。能够下定决心迁都,说明拉美地区并非不能孕育强政府。但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何巴西历史上有时能形成“超强政府”;但另一时又是碎片化的“弱政府”,以至于巴西要进行任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都困难重重,包括全国性铁路网的建设,这种制度结构急剧变迁的逻辑究竟何在?
我们从巴西利亚飞往圣保罗,全程只要一小时出头。那天天气很好,沿途所见,沃野千里,没有村庄没有城市,全是超级农场。我和同事们在飞机上对已经进行了2/3的调研进行复盘整理,我们共同提炼出一些关键概念,来概括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感受:超前民主、过度法制;超前环保、过度人权。民主、法制、环保、人权,这些都是好东西,但却是奢侈品,价格昂贵。对于巴西而言,这个价格就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在圣保罗的艺术博物馆参观之后,我们尤其确认了一点,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就已经深受美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国家。这个博物馆展出的环保、性别、种族等议题,已经像“病毒”一样在巴西蔓延。这个地大物博、坐拥一切上天垂顾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跃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尾声:区域国别学路在何方?
20天的调研给我提出的问题,远比能解答的问题更多,拉美有太多未解之谜值得深入研究,它就像一本浩瀚无垠的大书。中拉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联系仍受到距离和交通的制约。中国和拉美少有飞机直航,几乎所有航线都要中途经停或者转机。我们在想,如果在南太平洋岛国建立一个连接东亚和拉美的大型空海中转基地,将极大促进中拉人员与经贸往来,以中国的基建能力,虽然技术上不成问题,但这必定会涉及非常复杂的外交博弈和地缘竞争。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美国走向贸易保护、人流封闭的时候,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开放,继续推进免签政策,继续放宽人员跨境往来,中国在拉美和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新学年的《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课堂上,30分钟的拉美讲授,我会更加自信。中国的拉美研究确实还存在严重不足。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几大板块中,拉美研究的水平、质量和规模,可能都属于最弱的那个板块,这源于它长期都是“人家的地盘”,我们无需过多妄自菲薄。中国要经略拉美,首先要解决人才队伍问题。以华为、国家电网、中国银行为代表的先行者,事实上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通晓世界的人才。如何实现高校与出海企业的对接与合作,共同打造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队伍,是未来学科发展与建设的一个方向。
如果说西方征服世界的顺序是从传教士到商业力量再到军队,那么现在中国走向世界,首先是企业走出去。我们的军事力量甚至外交力量,都没有跟上企业出海的步伐,学术力量就更加跟不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服务好国家外交战略和企业出海这两大使命,而不要又办成一个知识内循环的“黑板学科”,恐怕是留给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者的一个严肃问题。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平衡学会,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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