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内容摘自答案LAB第三期“智能制造时代下的中国造船业建设”圆桌论坛。

在不久前，我们发布了《全球订单占70%，但下一代工人从哪里来》，讨论到中国造船业手持全球70%的订单，却面临一线工人群体老去、技能传承断裂的残酷现实。引发了多数读者的共鸣。

本期内容，我们试图剥开现象的层层外壳，将视线从船坞码头转回育人阵地。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玉照认为，造船业的用工荒，本质上是职业教育的一场“制度性错位”。当旧的匠人养成逻辑坍塌，新的体系又盲目追求学历的“普教化”，产教结合该驶向何方？

以下是刘玉照教授关于“社会转型与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养成”的深度分享。

刘玉照：我是2014年到2019年之间，做农民工的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涉及职业教育等这块内容。

我当时在做流动人口教育的时候，其实已经感受很明显了。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实行人口调控。上海市职业教育压缩得很厉害，原来我们一年招生，对流动人口招生名额是1万个，2016年一下子压缩到只有6000个名额。

但是，我在调研当中发现，这里面只有一个学校的招生名额是不压缩的，就是沪东船厂技校。这个学校当时招生，什么条件都没有，就是你只要有人去，他就招。

可以看出当时不但我们船厂招人难，我们船厂技校招孩子都难。

我觉得这个问题，船厂可能只是一个索引和表现。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整个国家制造业发展很快，但是整个职业技能养成问题本身，实际上没解决。

我们早期的制度和德国有点像，主要靠企业内部师徒制，包括厂里面大量的职业技校这种方式。而这个格局，在1994、1995年我们教育市场化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我们整个职业教育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调查农民工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典型现象，从2000年以来我们的技工荒问题一直没变，不光是船厂，我们几乎绝大部分制造业都面临这个问题——一个是技能工人缺乏，尤其是高级工的缺乏；还有就是原有的这个技术工人老化非常严重。技工荒是全国性的技工荒，从2000年之后就开始了。

体系的瓦解：失去“单位制”后的师徒荒

那么核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我们面临的产业升级难题——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过程中，如何培养高技能人才？

以人才为本其实在我们当时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里面，是最核心的。我当时研究的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大规模技工荒？我们面对产业升级需求，重建有中国特色的新产业工人技能养成体系，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随着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与这个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出了问题。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实现了从稳定就业的本地城市工人，就是本工，到缺乏劳动保护的外来农民工的转变，这个在船厂里面尤其明显。但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职业养成技能体系转型，没有同步实现。

相当于说，原来我们整个职业教育体系是面对城市，面对原来有稳定合同工人，而后来我们的工人主体已经变成农民工，变成来自农村的这些工人了。但是我们的整个职业技能形成体系没有转型，包括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传统技能形成体系有三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相对完善的职业技能资格认证体系。你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是可以有相应的待遇的。

然后是我们以单位制和稳定就业为基础的单位内的师徒制培训。师徒制这个稳定的制度，原来本身就是我们最核心的技能形成体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套制度在绝大多数行业里面都没了。

第三个，就是主要面向城镇居民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原来我们的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很少，主要面对的是城市工人，所以当时拥有城市户籍的孩子，你不上高中，你肯定上职校，反正职校毕业就能安排工作。当时农村基本上是你初中毕业完成义务教育以后，只能打工，没有职业教育这一说。

中国的制造主体从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向体制外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转移。工人的主体也从城镇居民转向农民工群体，单位制解体导致相对稳定的就业保护体制瓦解，这样一个结果就导致中国产业工人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原有的相对完善的职业技能资格认证体系和企业内部师徒制相结合的培养体系就瓦解了。

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2000年开始大学扩招，大学教育扩招后，我们整个东部沿海省份普及了高中教育，而传统的职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是萎缩的。就相当于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和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普及高中教育，大部分孩子都奔大学去了。这时候虽然大量农民工进城，但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又没有开放给他们，所以导致在那十年之内，大量职业学校被压缩或关掉了。

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一方面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职业教育生源不足，相对萎缩。而另一方面，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却没有办法接受职业教育。这就是2000年到2010年一个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