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下乡”“规模经营”冷思考

（一）“规模”是把双刃剑

按照地方政府的设计，土地流转之后，便可以推进规模经营，这样既容易打造出亮点和政绩，也能更向“现代农业”的方向发展，农民还可以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又拿到地租，村集体经济也能收点管理费以实现壮大——这实在是一步多方受益的好棋。

设想很丰满，现实情况却往往大相径庭。

“规模经营”不是神话，不是有了种植规模就一定会有等比例的收入。应该看到规模往往伴随着风险，而且规模越大，风险也越高。比如，规模经营并不能明显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但往往还要承担更多的高额地租；同时，规模经营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更为敏感，一旦遭遇极端天气或面临不景气的行情，往往规模越大损失越多。

所以，规模经营绝不能被视作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富人带动、政府支持”、“集中资源、政府造点”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充分考虑风险与收益的比较，不能为了追求集体经济规模而盲目跟进。

此外，我们也应进一步发掘隐匿于社会事实背后的逻辑，即不仅仅要看到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也应该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起了这个“规模”？又是什么力量一直维持着这个“规模”？另外，这种力量是可持续的吗？即便能够持续，又是否具有合理性？

总之，“规模经营”应是一个中性词，对“规模经营”的盲目崇拜是要不得的。

（二）规模越大，社会风险可能越高

而对于“资本下乡”热潮带来的规模经营，我们的顾虑范畴显然不能局限于经营盈亏。

G村的罗书记表示，“我们也不怕这公司不给地租。法院目前冻结了R公司大概600万元的资金，至于这笔钱会不会转到村里还要再协商。但是现在老百姓的意见太大了，大家的情绪很难平复。”

“当前他们付不起地租倒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矛盾其实在后面，就是这些公司一旦倒闭了，土地怎么办？指望他们按照合同将土地恢复是不现实的，而将如此大规模的林地重新变为耕地，这个成本又该由谁来承担？”

不给地租钱，就“住”到村委会

G村的土地已进行大规模的流转，老年人基本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流转出去的土地租金成了一笔重要的生活保障。但这一生活模式显然并没有绝对的保障。

简单来看，R、Q、S、P四个公司，与G村大致经历了“蜜月期-平静期-累积期-爆发期”四个阶段，但隐患和风险其实自始至终都潜伏着。而且这种集中爆发的风险，具有持续性和不稳定性，短时间内无法解决，而且未来也不能保证不再爆发。

换言之，土地对农民生计的保障，由之前的生产供给转变为资本方的地租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实则将不确定的市场性风险与经营性风险悄然转嫁给了小农户。

农业领域中很难有超额利润，高额地租作为生产成本，让公司和家庭农场几乎没有盈利空间，而这些经营主体为了避免运营失败，就必须依赖当地政府的政策优惠和专项项目补贴；地方政府的政绩导向也顺应了其需求，并有动力继续推动“资本下乡”的热潮——这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政绩体现。

但是，资本下乡不是做慈善，因此地方政府不能总想着把工商资本“请进来”，把广大分散的小农户从土地上“请出去”——这些被请进来的工商资本往往是想着来“分蛋糕”的，而不是真正要发展农业。况且，农业的剩余是有限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工商资本还会挤压适度规模经营的本土性农业生产经营者，即广大在村的“中坚农民群体”，而这部分群体对于村庄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推动农村土地规模流转，不能一厢情愿、盲目乐观，而应实事求是，综合考虑多方位的社会风险。若激进推动土地流转，对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反倒可能是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需一再强调的是，资本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只是希望各地在吸引工商资本下乡、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时能进行更慎重、长远的考虑。或者，至少先想好一个问题：大规模资本下乡后，一旦付不起地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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