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共产党人，他的经历独特而传奇，每一次的人生转轨都出乎意料，每一次的伟业功成都令人赞叹。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1905-1996），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从上世纪20年代在武汉和上海与敌展开惊心动魄斗争的中央特科主要成员，到30年代初在苏联通信科学院成为科学家，再到抗战时白手起家开创我军军工事业的军工局局长和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李强在各个时期各种生疏的岗位上都为党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主席为其题字：“坚持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又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在广播事业、中苏合作、对外经贸、抗美援越、改革开放等众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即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一个一生不违党命、不讲条件、不畏艰难服从党的需要，而且把各项开拓性事业都做得出色的多面手；是勇于开展新工作，善于打开新局面，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把利刃。

在国庆7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刊发《匕首之刃——李强传》一书书摘，以此纪念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辈。

【文/ 刘江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埋头苦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党的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也有了一定数量的发展。

在湘赣边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于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宁冈的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会师。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红四军三破敌“剿”，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使根据地很快就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全境，吉安、安福一部分，以及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中央苏区呼之欲出。

在湘鄂西，贺龙、周逸群等人建立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后扩编成红二军团，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在鄂豫皖，共产党在黄麻、商南、六霍起义的基础上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委，创立了红一军，这便是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在湘鄂赣，农民游击战争也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开天辟地第一次，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但相对于国民党军队旅以上各级指挥机关均已配备短波无线电台的优势，各地红军与根据地的通信指挥手段却严重落后。除个别部队配备电话外，大多仍以军号为主，只能适用于战术通信，无法承担全局性战略战役指挥联络的使命。而中共中央远在上海，同相距数千里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交通员传送文件，既费时又不安全。这使中共中央意识到，必须尽快建立与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

其实，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比中共中央更早注意到军事斗争、情报工作以及培训技术干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军委会委员赫梅廖夫于5月6日在给军委会主席别尔津，同时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关于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工作缺点和未来前景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最高领导机构再次重申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造就中国军事工作干部，在莫斯科对他们进行认真培训，并借助于他们深入开展业已开始的工作。”“协助武装工农军事组织，拨给军事部十分必需的爆破器材。”“更广泛地开展情报工作。”“坚决要求中共中央指派中国军事部的常任成员，同时派出不少于两名俄国同志到军事部工作，而且一名应当是与我们的教官组有联系的、威信很高的军人同志，另一名应当领导情报工作。”“增加对党的军事工作拨款”【1】。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应当十分尖锐提出的问题是改编军队，建立绝对忠于革命的军队，密切军队与工农组织的联系，配备军队干部以及将雇佣军队改变为正规革命军等等。”【2】

此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合全会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教训”的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首先应当化险为夷，以图自存……撤换领导，并把有直接革命斗争经验的新领导人由基层提拔到中央；与此同时，党还应当在武汉地区建立秘密机构……尽一切努力发展土地运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武装工农，以奠定真正革命工农军队的基础。”【3】

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八项决议，其中的第四项是：“为了给特种部队（炮兵、空军、通信兵、装甲兵等）培训共产党干部，从中山大学今年毕业生中挑选10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委托军事部门保证对他们进行培训。中国委员会要向下次会议提出必需的经费预算。”【4】

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5）根据政治局今年5月26日的决定，从中国高校100名毕业生中派40名到炮校学习、20名到航校学习、15名到通信学校学习，25名去学习装甲和机枪技术。允许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利用自己的预算余额作为这些同志的生活费。规定学习期限为9至18个月。学年开始前，将这些学员安排到相应的营地，以利用夏季时光从事野外训练。”【5】

正如李强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六大之后，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我党开始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6】

青年时代的李强

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中共与联共（布）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联共（布）的援助；另一方面，联共（布）控制下的共产国际也真诚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并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基于双向需要的革命格局须有安全稳妥的无线电通信手段予以保障，于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很快启动了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和建立电台的工作。李强也证实，“周恩来参加了大会（指中共六大——笔者注），会后回到了上海。根据苏联同志建议，我党着手准备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7】。

1928年6月中旬，周恩来在抵达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时，曾向共产国际提出代培无线电技术人员的申请，很快就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并首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织实施。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六人成为最早一批被派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人员。

毛齐华，原名毛品贤，1903年出生，上海嘉定人。1920年进入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当学徒工。1925年初加入共青团，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后来属共青团曹家渡部委领导，部委书记是李强，胡均鹤是宣传委员，毛齐华担任组织委员。

1987年5月2日，李强在杭州毛齐华家中。

1925年4月，毛齐华加入共产党，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厂工会党团书记和秘书长。五卅运动期间，毛齐华参与领导上海印刷业的罢工，担任上海印刷总工会副总务科长。后来参与创办中共地下印刷厂，担任党支部书记。1927年2月，毛齐华在中共武汉长江印刷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工会党团书记，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8】。

毛齐华他们进入的国际无线电训练班设在莫斯科一条冷僻的街上。毛齐华等人每周有两三个晚上去那里学习。从学习收发报技术、无线电原理和制作机器零件的技术入手，后来就带着自制的收发报机外出实习，有时还到莫斯科郊外的国际电台参观。中共六大之后，毛齐华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遇见了前来传达六大精神的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向毛齐华打招呼，并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建立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话不多，但是给毛齐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底，除陈昌浩中途被调走搞青年团工作，毛齐华等五人全部搬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住宿，进入封闭式学习状态，只是在中山大学有重要报告时才回去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