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成良】

2020年是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年，最近又临近春节，各种扶贫新闻也比较多，难免有些争议。

比如近日，江苏省宣布脱贫率达到99.99%以上，还剩6户、17人未脱贫。不少人调侃自己就是那十七分之一，拖了后腿，也有人认为是被脱贫，数字没有意义。当然，也一些人认为这就是脱贫攻坚实实在在取得的成效，是国家持续性的扶贫政策和扶贫干部夜以继日努力的结果。

2018年3月，江苏省物价局送农资下乡助春耕推进精准扶贫

相对贫困时代，贫困认识更加多元

在相对贫困时代，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和界定更加多元，意味着对国家贫困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阶段，国家设定的脱贫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础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可以说这是一条最基本的温饱线标准。

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而言，东中西部、南北中部差异都很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基本矛盾。扶贫作为国家行动，既要解决兜底问题，也要解决发展问题，既要考虑区域差异，也要统筹兼顾。尽管中国这些年来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不可否认一些地区的基础保障还很不够。因此，国家在反贫困中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最基本的底线保障问题。而这一目标对于任何区域都是适用的。

世界银行将人均每天1.9美元的生活标准定为极度贫困线，其测算标准是在吸收各国生活成本差异后，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价每天1.9美元计算，这个标准是维持人的生存所需的基本保障线。全球极度贫困线主要是用于跟踪监测全球极端贫困，评估由世界银行、联合国及其他发展伙伴制定的全球目标的进展情况。按照此标准，截止2015年全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为7.36亿，其中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数量为6.29亿，最多的五个国家为印度、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尔比亚和孟加拉国。

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感知，可以发现尽管中国的“两不愁、三保障”也是解决基础性温饱问题的标准，但是明显要比按照世界贫困线测算出的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家好得多。这背后其实就是国家贫困线与国际贫困线的差异，即国家贫困线作为政策话语更加针对区域内的贫困问题进行设定。事实上，对于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而言，这条贫困线的参考意义远远大于其实质意义。

中国土地的宪法秩序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国家不仅免除了农业税费，还有各种农业补贴，在此基础上，能够解决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农民可以在市场中自由择业，这些为农民家庭增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新农合、新农保等制度的覆盖和完善，也为农民家庭筑起了一道又一道基础保障线。

农民家庭但凡有劳动力能够正常参与社会劳动，务农和务工收入不仅能够满足温饱，还会有一定经济积累。对于那些劳动力无法参与社会劳动的家庭来讲，低保等兜底政策也能维持其基本生活。当然，这些虽然无法保障全体农民发家致富，但是对于温饱等基础保障却有着重要意义。

在区域差异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农民发展和增收虽然还面临一些瓶颈，但是对于江苏这类地区来讲，其经济发展实力远远超越了解决底线标准的能力。也正是因此，江苏的省定贫困线是年收入6000元，比国定贫困线4000元要高出很多。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中的发展性政策和兜底保障政策来解决底线问题，这并不奇怪。

扶贫不等于致富

扶贫和致富之间很难直接划上等号，江苏宣布脱贫引起热议的事件充分表明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分化，这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心态。解决贫困问题底线目标的达成并不意味着就彻底解决了贫困问题。贫困是相对概念，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一般从经济维度将其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事实上，相对贫困是当前大多数人更为关注的议题。

现代性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传统农耕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对稳定的生活不同，现代社会给予了每个个体丰富多彩的目标，并且将这些目标内化为个体的发展价值和人生意义。也正是因此，我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实现这些期待。而当既有的手段无法解决这一期待问题时难免产生焦虑和压力感，甚至是贫穷感，但绝非饥饿感。

贫困具有多维特性，其内涵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除了传统意义上因为收入不足而造成的经济贫困外，还有文化贫困、价值贫困、权利贫困等概念不断延伸出来。也正是因此，基于不同视角，对贫困也就存在不同认识。

回到当前贫困治理的议题，国家扶贫目标在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等基础问题。值得肯定的是，精准扶贫政策除了做好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保障外，也正探索着从造血式扶贫的理念来解决贫困问题。

针对缺乏劳动就业机会或者正常参与劳动困难的地区有一系列专项帮扶措施。比如扶贫车间，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环节进行分包，在乡村社会建立简易的生产车间，方便那些因为年龄问题或者因为照料老人、小孩而无法外出务工的农民就近就业。因为这些生产工序非常简单，农民很快就能上手操作，可以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帮助家庭增加收入。在提质增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已非常微薄，随着在城市中劳动力成本和厂房租金的不断攀升，通过在乡村设立这些简易车间，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和农民实现双赢。

精准扶贫还充分围绕着贫困治理中人的因素进行一系列政策部署。比如“雨露计划”就充分关注到了扶贫中人力资源开发这一议题。政府通过资源投入，引导社会参与，对农村青壮年进行职业教育和实用劳动技能培训，激励转移就业和自主创业，从而实现授人以渔的目标。

除此之外，精准扶贫还有很多其他政策工具，其目的都是在引导农民通过合理劳动来增加家庭收入。当然，这些距离实现致富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在努力的实现造血式扶贫的基本目标。

新时期的扶贫政策赋予了贫困者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需要贫困者自身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果贫困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意识不强，没有脱贫志向，宁愿穷等也不愿苦干，“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那么，旧有的思想意识仍会源源不断地滋生贫困的文化土壤。

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当江苏省有零有整的宣布脱贫成效时，其实还折射出来另外一个议题，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的贫困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也在转型升级之中。通过精准扶贫政策的全面探索，国家建立起了一整套更加有效的贫困监测系统，形成了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的闭环式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过去央地信息不对称过程中，地方政府虚报贫困数据争取扶贫资源，再搞数字脱贫的空间。

贫困治理机制的变化体现了国家能力的变迁。过去由于国家能力不足，贫困治理手段比较粗糙，政策重制定、轻执行、缺乏监督等弊端严重影响贫困治理绩效。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通过自上而下的扶贫体系变革和应用技术治理手段，强化了贫困治理的过程管理。由于贫困监测系统更加注重对贫困发生和脱贫过程的动态监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去贫困户脱贫再返贫后而无法享受扶贫政策的困境，基本实现了对贫困发生的动态管理。

持续减贫，改善民生，在以国家行动为主导的反贫困斗争中，中国的脱贫攻坚亮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单：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2019年贫困人口预计减少10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将比2018年的1.7%进一步降低。

2012年-2018年中国贫困人口数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未来就不再有贫困问题，中国的贫困性质在国家长时期的扶贫行动中已经悄然转型，从温饱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转向了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在相对贫困时代，由于贫困的定义更加多元，越来越多的隐性贫困问题影响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扶贫的焦点要更加关注人的生存权之外的发展权，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等手段来提高应对现代风险的能力。

这些对于国家新时期的贫困治理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前扶贫的基本目标在于解决温饱等基础性保障问题，对于影响人们发展的切实问题，比如“一婚穷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等因婚、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回应能力依然较弱。过去依靠收入等主要标准来测量贫困人口的方法也亟需革新，如何更好的抓住新时期贫困问题的主要矛盾，选择更为合适的贫困识别标准和减贫政策，则成为新时期建立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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