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从上海进入苏区也是由交通员沿途护送。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发行分配科科长兼管交通科工作的李沛群同志曾回忆周恩来由上海出发经广东至闽西苏区的路线及途中的经历，中央交通局安排工作人员肖桂昌同志护送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先坐船至汕头；肖桂昌与周恩来到汕头时，起先住在金陵旋社，但这个旅社的楼梯转角处挂了一幅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照片，其中就有周恩来，因此立即搬到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在棉安街秘密开设的小旅店去住。因为这层关系，这家小旅店反倒成为“安全住所”。后来周恩来同志又在陈彭年同志负责的、只有中央委员一级干部来往才启用的一个绝密交通中站住了一晚。

从绝密交通站出来后，周恩来、肖桂昌和交通员小黄坐火车去潮安。他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后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人。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三等车厢和老乡们坐在一起。这里乘客又多又杂，易于荫蔽。事也凑巧，火车上检票员竟是1925年东征时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专员（即恩来同志）请示过工作的一个铁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恩来同志怕他认出自己，连忙把帽檐拉拉低，转过脸望窗外。肖桂昌也机警地站起身来挡住恩来同志，随手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票，就指着二等车厢，要他们三人过去。肖桂昌当面应承，等检票员走后就坐着不动。总算度过了一场虚惊。

到潮安吃过午饭后，周恩来一行乘船到大埔后，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半途青溪站上岸。肖桂昌、小黄决定由手枪队星夜护送周恩来赶到离虎头沙十里左右的多宝坑小站。翌日，他们又爬山越岭经洋门、虎坪一带到达铁坑小站。他们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稻谷仓库里，天黑后由向导和驳壳枪队带路，翻山走到闽粤交界处位于永定县边境的桃坑设有一个交通小站。以后一段路，每隔二、三十里就有一个交通小站，小站的负责人都是本地人。到了永定以后再走一周左右的山路就到达闽粤赣省委所在地——汀州。交通员肖桂昌完成了护送周恩来同志由上海至闽西苏区的任务。

周恩来、彭湃、陆定一，只是秘密交通线上交通员护送党的领导干部工作的缩影。交通站、秘密交通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一直在沿用。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多次护送党的领导干部通过敌人封锁区到达根据地，如邓小平、陈毅等党的领导干部。当然，秘密交通线上的也时刻面临着危险，不少交通员同志在完成任务时受伤、甚至英勇牺牲。

汕头市海平路97号中央红色交通站旧址，图片来源：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

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输各类急需物资，是秘密交通战线上的交通员同志的经常性任务。土地革命时期，各苏区均受到不同程度地封锁，如何为被封锁的苏区持续不断地运输各类急需物资，需要交通员因势因地因人而异的采取相应的办法。方志纯同志回忆其曾在余江成功运输武器弹药，就得益于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熟悉必经路线周围的社会情况。

据方志纯回忆要从余江带十批武器弹药出来，途中要经过的码头上有敌人一个保卫团守卫，通行困难且危险。方志纯等交通员了解到敌保卫团团长生活很腐化，过度的酒色生活导致身体有恙。方志纯当时在余江、东乡一带行医，人称万先生。保卫团长打听到“万先生”的医道不错，就请“万先生”去给他治病。这位“万先生”把过脉之后对团长说：“你的病只不过是酒色过度。他一听，觉得很奇怪，心想这郎中真有本事，随即要我给他开药方。我随便给他开了几味滋补药后说，你服药期间，最好离开家里，到和尚庙或其他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保卫团长按照“万先生”说的去做了一段时间后，果然精神好起来了，就请“万先生”去吃饭，交朋友。方志纯抓住这个好机会对保卫团长说：“有件事不知团座肯帮忙不？”他问什么事？我说：“我在此地买了些东西想带回去做点买卖，如今码头查得又紧，不知如何是好。”他当即就说：“那还不好说，只要我写一个条子，就通过了。”我故意问他：“你相信我吧？”他说：“完全相信老兄！”他肯定地回答。就这样，方志纯通过与敌人“交朋友”的方式，顺利地带回了这批弹药和武器。

湘赣边苏区皮水村站交通员王茶秀回忆皮水村交通站则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方式，来开展转运物资工作。王茶秀、曾国胜夫妇均是共产党员，以挂牌经营“曾隆茂杂货店”的名义，为游击队提供物资。皮水村交通站通过给当地唯一大商号老板的长相丑陋的独生女介绍对游击队有特殊感情的青年刘梦仔做结婚对象的方式，构建秘密交通渠道。

陈泰益的商号是当时攸县东乡唯一的一家大铺，南货百货，货样充足。地下武装人员通过给潜入陈家发“恐吓信”的方式，促成了生意。交通站由地下组织人员包接，陈老板那边由刘梦仔带人走一条秘密路线包送。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交钱交货。如此，基本做到了山上游击队要什么，交通站就供应什么。在1935年1月至1937年10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曾隆茂杂货店”为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胶鞋，肥皂、电池、食盐、饼干等物资，对湘赣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曾参与为苏区采办了物资的大埔县青溪镇裕兴京果店旧照，图片来源：新华社新媒体

结语

交通站作为中共早期的交通邮政组织形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革命斗争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2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健全党内交通问题通告》中就对交通站给出了明确的评价：“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

革命战争年代，交通邮政组织的名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苏区时期的递步哨、传山哨、赤色邮政局、交通站，抗日战争时期的交通队（科）、交通局、通信站、临时邮政、抗日邮政，解放战争时期的交通局、军邮等。1943年中共中央北方局颁布的交通工作条例中进一步肯定了交通邮政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交通科工作是与组织工作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其本身是秘密工作部门之一。”“交通工作任何党的工作部门都与之有联系，否则各部门即不能使工作决议、指示顺利下达，报告材料迅速反映 ……在目前又与敌伪情报等社会工作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交通工作又是带有社会工作性质的工作”。革命战争时期，交通站的使命和工作的定位始终如一，它不仅仅是联络站，还是情报站、物资供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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