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兴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先后出现了十多个自称苏共后继者的共产主义政党。经过多次分化组合，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目前是唯一具有合法地位并进入国家杜马的共产党。

俄共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过辉煌时期，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形势变化，俄共遭遇严重组织危机，社会影响力不断下降。

“老人党”

据俄共公布的资料：该党2004年有25万党员，2005年降到18.8万，2006年降到18.4万，其中60岁以上占48%，2009年仅余15.1万。

目前，在俄罗斯四大议会政党中，俄共的党员最少，落后于统一俄罗斯党（200多万）、公正俄罗斯党（40多万）和自由民主党（18.5万）。

为了摆脱党员减少的困境，俄共中央专门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区分部每年发展新党员的数量不得低于党员总数10%。然而，不少地区的党组织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莫斯科市、达吉斯坦、克拉斯诺达尔等地的党员不仅没有增加，而且不断下降。1992年初，莫斯科市约有2万党员；2010年初只剩下6656人。

从党员的年龄来说，俄共全党平均年龄为58岁，莫斯科市党员则是64岁。而干部队伍老化问题更加严重。2010年初，在俄共莫斯科分部10个区委第一书记中，2人73岁，2人67岁，2人64岁，其他人也接近这一年龄。

由此，俄罗斯媒体通常把俄共称作“老人党”和“退休者党”。

内讧不断

俄共从1993年重建时起，党内就存在多个不同派别，主要有以久加诺夫为代表的强国主义派；以谢列兹尼奥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派；以舍宁为代表的列宁派。在20世纪90年代，各派之间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基本上还能保持行动一致。

进入21世纪以来，俄共内部争论加剧，多次发生分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一些事件：

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列宁派与俄共分道扬镳；2002年，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与俄共决裂，另组“俄罗斯复兴党”；2003年，著名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与俄共分手，另组“祖国—人民爱国联盟”；2004年5月，谢米金被俄共开除党籍，另组“俄罗斯爱国者党”；2004年7月，吉洪诺夫、波塔波夫等被俄共开除党籍，另组“全俄罗斯未来共产党”。

2008年，俄共解散圣彼得堡市委及其下属一些区委，原市委第一书记费多罗夫被指“宗派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而开除党籍；2010年，俄共解散莫斯科市委及其下属一些区委，原市委第一书记乌拉斯被指“违背党的纲领性原则”和“进行宗派活动”而开除党籍。

总之，近十年来俄共党内“地震”不断，一批又一批党员被清洗出党，导致党的规模日渐萎缩。俄共2008—2010年改组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共分部领导机关，是俄共党内矛盾激化和组织危机的最新表现。

议会败北

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为32.03%，与“民主派”候选人叶利钦（35%）相差无几。2000年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得票率为29.21%，远远落后于普京（53%）；2008年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得票率为17.72%，落后于梅德韦杰夫53个百分点。

而俄共在历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得票率如下：

第一届杜马选举 （1993年） 12.40%

第二届杜马选举 （1995年） 22.3%

第三届杜马选举 （1999年） 24.29%

第四届杜马选举 （2003年） 12.8%

第五届杜马选举 （2007年） 11.57%

俄共的一些地区分部和基层支部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以前，俄共能够号召数万人参加五一节大游行和其他示威活动，近年来已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例如，莫斯科的俄共分部甚至无法组织1500人参加示威游行，俄共中央不得不调动邻近地区党员前去支援。俄共在2011年五一节前几天宣称，准备5月1日在莫斯科发动有7万至8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活动。但是，那一天实际参加示威活动的只有4500人左右。

组织危机源于内因

2009年10月，久加诺夫在俄共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认为，俄共党员人数减少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老党员去世；二是政府对俄共实施打压政策；三是一些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对发展新生力量采取消极抵制态度。在他看来，最后一点是主要原因。

的确，上述这些原因都是存在的，但是久加诺夫把错误主要推到地方党组织身上，却闭口不谈俄共中央自身的责任，显然有失公正。

概括地说，导致俄共组织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苏联解体后，俄共对苏联垮台和苏共失败的原因的分析缺乏深度，没有切实从中吸取教训。

俄共新的表述和口号，在理论上仍然因循守旧，不能根据情况的发展提出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纲领主张。近年来俄共提出了“革新的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但内容比较空泛，缺乏详细的科学论证。

在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地位问题上，俄共高度赞扬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但是对其错误没有予以应有的严肃批判，而是竭力为之辩护。

2010年4月梅德韦杰夫总统下令公布关于“卡廷事件”的绝密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亲自批准处决大批波兰人的文件。俄共却宣称这些文件纯属伪造。

第二，在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期间，总体上保持稳定，经济较快发展，民众生活明显改善。21世纪头十年的俄国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6%，跻身“金砖国家”之列。

而俄共对形势的变化缺乏正确判断。长期以来，俄共在国家杜马中对当局提出的大多数法案表示反对，对《中俄关于两国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也投了反对票。

俄共现在把斗争重点从议会转向社会抗议活动，不断发动示威游行及其他形式的街头活动。然而，俄罗斯大多数民众虽然怀念苏联时代的强国地位，但并不愿回到过去，而是渴望国家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进一步改善。在这种背景下，俄共的“不妥协反对派”立场越来越失去群众的支持，其社会基础日益缩小。

第三，俄共没有形成健全的党内民主机制和有效的干部更替及年轻化机制。

俄共从1993年重建至今，其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老面孔，没有定期更换，也缺乏对领导人的有效监督，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流于形式。

俄共承袭了苏共历史上经常使用的党内斗争方法，不断展开反对“鼹鼠”、“蜕化变质分子”、“宗派分子”、“新托洛茨基分子”之类的斗争。其结果，被开除的党员不断转到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共产党人联盟”等党派中。

从叶利钦时期开始，一直到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执政期间，政府当局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俄共的打压。叶利钦曾经颁布“禁共令”，但他未能挡住俄共的发展势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改变了方法，对俄共采取又打又拉、分化瓦解的策略，而俄共没有及时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可见，组织危机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俄共自身，外因只起次要作用。

总的看来，俄共要克服党的组织危机，关键在于进一步总结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教训，进行理论创新，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战略策略，健全党内民主和干部更新机制，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