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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
关键字:文 黄平
几年前,华人作家哈金对“文学与经验”做过一个著名的判断,他指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哈金这一定义,细读下来并无洞见,“深刻”、“丰富”、“同情”这类词语,流于一种泛泛的普遍性。他的表述,更近似一个姿态,念兹在兹于打通大陆文学与海外华语文学“中心/边缘”的格局,“最后我想指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的形成,将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分野,将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因为大家都将在同一起跑线上,都面对无法最终实现的理想。今后不管你人在哪里,只要你写出接近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作品,你就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作家”。
然而,和近年来顾彬的质疑类似,尽管哈金的表述大有疑问,但是涉及到的问题是真实的。哈金的批评,如果换一种说法可能更为形象,为什么当代文学没有他素来推崇的“俄国小说”?在他的文章中,通过对于昆德拉、卡维诺、杜拉斯、博尔赫斯、鲁迅(更多的是对《故事新编》的批评)、张爱玲的批评,大致能够理解“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指向,假如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是中国作家的话,应该能够满足哈金的期待。
和19世纪的英国、法国、俄国类似,中国同样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尤其“改革”三十年,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在主流的表述中,这种巨变被命名为“大国崛起”。但有意思的是,我们或许有“大国崛起”的现实,但是没有“大国崛起”的叙述,这依然是一个充满“美国梦”的世界,我们读不到“中国故事”。当我们想起“中国”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恐怕是鞋子与衬衫,一个低级、嘈杂、污染的世界工厂,带有强烈印染味道的巨大纺织品车间。
由此,所谓“软实力”的讨论近年来成为国家层面的焦虑,比如新华社准备创办中国的CNN等等,都尝试回应这一问题,然而这仅仅是技术上的,演播厅的灯光亮起,中国准备怎么介绍它的“经验”?勉强被视为一种可能性的,是所谓的“国学复兴”,在传统文化中来讲述此刻的中国经验,其标志是奥运会开幕式,但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断裂,依然找不到弥合的方式,奥运会开幕式的上下半场,完全是两个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有可能讲述“中国经验”的,不是两千年前的孔子,而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就笔者而言,读起来真正感到亲切的作品,宛如镜子一般显出生活的作品,仍是二百多年前的《高老头》与《远大前程》。当我们谈论女人的命运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当我们谈论青年的未来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大卫?科波菲尔;当我们谈论壮阔的人性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九三年》的郭万。我们必须用19世纪的欧洲文学来谈论此刻的人生经验,对于当代文学而言,这确实是一种尴尬。
仅仅从“经验”的层面要求文学的话,对于“中国经验”的传递,“十七年文学”反而吊诡般地做得好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历史文献(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并不是说历史文献式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二者有时候相关,有时候相反),比如《三里湾》与《创业史》。至少到80年代为止,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依然封存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当我们谈论高加林与孙少平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至少到目前为止,当代文学一流的作家,也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尝试回应“中国经验”。王侃教授分析余华在《兄弟》时有一个精彩说法,就是不再写树的倒影,而是“用的是19世纪小说那种正面叙述”,“正面强攻”地写这棵树本身。比如《兄弟》、《秦腔》、《赤脚医生万泉和》等等,都在一个“大历史”中展开叙述,真正的主人公,都是“变动中的中国”。然而,围绕这些作品的论争,反而显示出此刻巨大的差异性,这或许提示我们,“文学与经验”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和文学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
在这个意义上,哈金对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描述,真正重要的一个词是“认同”。“经验”永远是首先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亿万种“体验”,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亿万种不再是一个夸张的修饰。终其一生,无论是如何勤奋的旅行家,也只能遇见极小部分的同胞,如何确信“我的”体验是“中国性”的?归根结底,“中国经验”和总体性理念相关,当我们谈论经验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对经验的共识、想象与信仰,一个脑海中“真实”的中国图景,一个彼此认同的中国故事。
问题正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个起点,是对“理念”的放逐,黑猫白猫并不重要,这只猫大可面目不清。由此,随着“漫长的90年代”的展开,“中国”不断地碎裂,不断在“市场”的搅拌机中生产出原子化的个人。此刻的中国,文化认同在哪里?故而,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或是“80年代”更好地表达了“中国经验”的话,不在于作家的写作能力,而在于彼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维系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当这个“共同体”遭遇危机的时刻,无论是“文革”还是“漫长的90年代”,“文学”对于“经验”的处理都感到吃力,而流于高度的形式化,比如样板戏,比如我们的“先锋文学”。
无法回避的是,当代文学正处于历史性的张力之中,“中国经验”总体性的想象,与各个阶级充满巨大差异性的体验,构成一种无法忽视的文化冲突。形象一点说,“海藻”与“宋思明”,无法分享一个共同的“中国”。诚然,通过“特殊性”而抵达“普遍性”,通过文学而抵达宗教,是大作家和大作品的必要尺度。然而问题在于,当代文学所面对的现实处境,如很多作家能体验到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之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阶层和阶层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很难分享共通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的作家可以试一试,看看能否讲出当下青年的真切体验,从郭敬明的“幻城”中接回自己的读者。
问题的关键或许在这里,当代文学与当代经验之间,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与内容的关联。面对此刻的中国,我们尚没有发明出对应的形式,无论是现代主义式的,或是现实主义式的,都无法真切回应复杂到目炫的中国。对此,一个巧妙的方式是将其荒诞化或象征化,然而,这是不是再次躲到树的影子里去了呢?这就像无法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仅仅通过影子来讲述外面的世界。值得反复重申的是,现实的中国经验,事关未来的中国想象,正是在这样的尺度上,“伟大的中国小说”不仅仅意味着赞美,甚至不仅仅是“文学”的。正如余华所说:“伟大的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然后汇集到了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主题之上。所以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陌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熟悉……什么是文学天才?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从独特出发,抵达普遍。”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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