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西方而言，古希腊以降的文明史，同样表现为“野蛮势力”征服并最终同化于文明力量的演进史。古罗马造就了西方的大一统，但由于文明力量的弱势和顽固的家神崇拜，无法驾驭这个多元混杂的政治格局，最终通过纳入基督教来为大一统寻求思想支撑。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成为支撑西欧统一的重要文明力量。西欧在政治上被“蛮族”势力摧残得破碎不堪，但都无法撼动基督教所代表的帝国大一统势力。

由此看出，中西方的文明叙述建立在类似的历史法则之上，但在近现代时期，这种历史叙述遭到挑战。当英国在欧洲的边缘成长起来时，它对欧洲的冲击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而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因为它主张欧洲代表着远去的天主教帝国文明，而英国开辟的是基于资本主义、代议制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秩序，它建立在新教文明的思想观念之上，并声称盎格鲁模式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它并不能终结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但却可以垄断对于历史发展的解释权，于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成王败寇的征讨，最终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只不过为自由秩序的再生补充了能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以挑战者面目出现，试图改弦易帜，均以失败告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完成了领导权的更替，自由秩序得以加固，人们对于历史终结的想象更加牢不可破。

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同样是对这套秩序及其所代表的叙述的碰撞，中西之争成为晚近中国思想史演进的底色，也构成“入关”学说的重要时代和思想背景。当今时代，我们正遭遇自由秩序的另一轮危机。在后冷战时代的胜利主义论调中，美国一骑绝尘，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构造了以经济全球化为引擎的“自由国际秩序”的世界秩序，美国成为“世界警察”，一方面通过提供公共品，为秩序的稳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全球反恐，来消化冷战时代遗留下的军事和国安力量。它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过度军事化，权力的膨胀使得美国总统成为“帝王总统”，危及共和国本身的存续。经济的全球化配置，导致大量的本土制造业流失和劳工失业，产生出强劲的民粹主义反击。经济停滞、人口生育率下降、政治机构硬化、文化创造力衰退，使得自由秩序的国内面向危机重重。（1）

就国际秩序而言，自由秩序的危机表现为一系列“威权主义”国家的挑战，这正是边缘挑战中心的文明史叙述的当代表现形式。尽管“入关”的倡导者们意识到中国在自由秩序中的地位被污名化，并且苦于话语权缺失带来的“名不正”问题，他们要么安于这种被他者化的地位，并且沉浸在道德愤怒中，希望能把它作为一种情感动员；要么希望借助这种被“蛮夷化”的身份，抖掉自己对于当代世界的道德包袱，从而为其冷酷的地缘政治算计敞开大门。在这方面，“入关学”秉持着“成王败寇”的现实主义逻辑。“山高县”在自己的“入关九戒”中声称 “入关前不要搬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可谓将这种逻辑彰显到极致。

怨愤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上对于实力的崇拜，使得“入关学”的倡导者们充满着英雄主义色彩。“不成功，便成仁”的宣示，使得他们奋斗的事业充满悲剧性。苦于“蛮夷”的生存境况，但又找不到正当的反抗修辞，使得他们甘愿背负着“威权”的道德负担，来对当下颓废的自由秩序发起绝地反击。这也是为什么“入关学”的倡导者们在寻找自己的历史先例时，想到的都是德国和日本。山高县在《入关学总论篇》中说，“德国和日本都是‘蛮夷入关’的失败者”。而在另一篇文章《写给小白的入关学入门百科》中，他则称“入关学”来源于德国威廉二世皇帝，皇帝陛下希望能够让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在阳光下争夺殖民地”“德意志也可以拥有海洋和陆地”，无奈的是他的“世界政策”失败了。但“我们会入关成功，因为我们有 14亿人口”。

如上可见，在“入关学”的倡导者们看来，德国和日本构成其历史先例，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还有运气的原因，他们都失败了。中国则不存在此类问题，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加上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国人的众志成城，中国迟早能摆脱被人压迫、剥削和羞辱的命运，从而挺起身板做人。问题在于，这种自信到底是基于精明的算计，还是完全武断的主观信念？

即使中国能够凭借力量对西方秩序取而代之，它将如何表述新世界秩序的内涵？还是最终“旧瓶装新酒”，将自己填充在颓废失去生命力的旧秩序之中，担负起自由秩序担纲者的角色，为其续命？

“入关学”的倡导者们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深谙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要“入关”成功，自有“儒学大师”为其所用。问题是这里的“儒学大师”，将如何书写这种历史？如果不能提出改天换地的新主张，从而证明自己革命的普遍意义，“儒学大师”们自当在保守思绪的怂恿下，通过思想上的“复辟”，来延续旧王朝的历史。或许到那时，“入关”的人们才陡然发现，自己化身成了所憎恶之人的面貌。

3. “伐纣”的叙述：反抗与再造

如上所述，由于缺乏恰当的文明史观，“入关”发现了问题，却走错了门径，没有办法在话语上获得一种优越的道德姿态，从而高抬了对手的文明地位，矮化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在自己最在意的话语权方面跌了一跤。仔细审视当下有关中美关系的论述，无非是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版本：道德主义的版本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它将任何对它的反抗都描述为威权式的，因而是必然失败的；现实主义的版本建立在权力政治的逻辑之上，它认为国强必霸，因此崛起国和挑战国之间必有一战，谁都无法摆脱这一历史铁律。由于缺乏正确的话语观念，这两种版本普遍弥漫于国人思想中，成为桎梏国人思维的话语陷阱，“入关学”也概莫能外。

正是意识到话语权的不足，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和官方通过各种努力，来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国的历史使命予以全新表述。为了弥补“入关”的话语瑕疵，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中发掘新的思想资源，它需要揭示当下国际体系在根本上的不正义性，进而为自己的反抗赋予道义价值。就中国而言，这种文明史论述的起点在于周灭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天命观念。正所谓“商罪贯盈 ,天命诛之”，暴力不仅仅是种权势，而且是神圣的抗争。而“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失德的国家，自然不配尊享领导权的位置。相应的，知乎网站在出现“入关学”讨论之后，也出现了用“伐纣 / 翦商”类比当代国际关系的讨论。

就西方而言，有必要引入 19世纪的帝国主义论述，从而揭示出当下国际体系的暴虐和掠夺的本性。这里的帝国主义主要指描述 1870年至二战期间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争霸的一种理论。它渊源于英国自由派学者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之后被考茨基、列宁等革命家传承，成为解释欧洲列强战争之不可避免性的经典理论。在帝国主义论者看来，列强的权力争斗，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矛盾性的必然结果，当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无法在其体系内部加以解决，它就会通过空间上的扩张来予以弥补，这表现为对于殖民地的掠夺。

历史地讲，19世纪是英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世纪，但随着德国等欧洲强国的崛起，英国秩序受到极大挑战。欧洲列强开始在全球跟大英帝国争夺殖民地，英国被迫予以回应，列强之间的冲突引发帝国主义战争。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考茨基曾试图引入“超帝国主义”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列强可以通过合作方式，和平解决殖民掠夺中的争端，从而实现大国治下的和平。但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不可调和，战争不可避免，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性，俄国等东方国家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发展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从而超越资本主义，达至更高的真理。

列宁在演讲（图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