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协作，靠“信任”不靠结盟

韩桦：基于您长期的研究与政策参与，您如何评价中俄合作在塑造新欧亚秩序或维持发展韧性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力量？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信任。关键词是信任，而非竞争。在我看来，中俄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双方为国际市场——即全球政治与经济市场——提供了不同种类的公共产品。

中俄之间不存在竞争，这与我们同国际社会其他许多成员（包括那些最强大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同，这是我们关系的基础。我们拥有非常稳定的边境局势；中俄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这是我们两国领导层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们对如何看待共同的邻居——即中亚地区——有着清晰的共识。双方都是从安全角度出发，中俄两国都拥有庞大的穆斯林群体，这使得我们在看待中亚时拥有一致的视野。这不仅是因为中亚本身，更是出于对中俄各自国内穆斯林群体的考量。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因此，这种合作与中俄各自的内部因素密切相关。这便产生了信任，相比于任何形式的竞争，这种合作更有利于我们的长期发展。

韩桦：结合你参与此类对话的经验，这些机制在将战略共识——例如信任、共同的历史、理解、经验，以及处理穆斯林群体问题的共识——转化为中俄之间可操作的政策路径方面，其有效性究竟如何？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当我们进行这类深入讨论时，有两种得出结论的方式。一种是对比彼此的方法和境遇的不同，然后思索我们能采取什么行动来有效对抗对方。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促进自身利益，这是一种得出结论的思维方式。

另一种得出结论的思维方式是充分考虑他方的意见，并有意或无意地将其作为思考问题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中俄专家讨论诸多议题时，双方观点可能存在差异。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在现场达成共识，而在于后续如何运用这些共识。核心问题在于：当我们回到各自办公室后，该如何持续考量这些因素？我认为中俄之间建立信任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于中俄专家群体及领导层都将对方利益视为需要考量的重要事项——不是用来对抗、不是为了辩论，而是要充分纳入考量。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就是当今中俄交流的核心特质，包括智库交流、政治交流以及任何形式的沟通。我们不是北约那种一个国家下令、其他人听命的模式；在中俄之间，我们理解双方总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利益，但我们明白，关于这些差异的认知不会被用来对付彼此，而是会被纳入我们的分析并用来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

中俄关系，开创了大国合作的新范式

韩桦：太棒了。我们是否可以说，自从大约30年前达成领土边界的共识后，两国的专家智库就已经主要采用了这种方法？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我认为这种方法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90年代双边关系进入新纪元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我们达到了这种境界。

韩桦：你曾把“大欧亚”作为一个文明和战略概念进行过大量论述。在当今碎片化且危机频发的环境下，“大欧亚”是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组织框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一种智力构想阶段？实现它的关键指标会是什么？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称它是一个“实体组织框架”太激进了，还没到那一步。欧亚大陆无法被整合进单一的框架之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至少有两个、通常是三个非常大的国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对吧？在欧亚大陆的北部、东北部，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是平等的，你无法将这些平等的实体强行塞入一个框架。

主权国家将长期存在。它们将始终寻求自身利益，它们将始终对自己的公民负责。“大欧亚”是我们大约在10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学术理论框架，其目的并非为了将整个欧亚大陆组织起来，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帮助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思考，作为系统性处理和理解这个宏大区域进程的方法。它能让我们识别出在这个宏大区域中，我们共同拥有的优先事项是什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两国都是欧亚国家。中国不会停止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而存在，不会因为这个“大欧亚”概念就变成“纯欧亚”国家，俄罗斯也不会。

但我们将“大欧亚”视为一个学术理论框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构建对话，尤其是构建专家对话，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要把中国从亚洲、把俄罗斯从欧洲、把印度从南亚强行抽离并塞进去的框架。那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

“全球绝大多数”已经觉醒

韩桦：非常有趣。我们旨在构建一个背景框架，为学术探讨、研究进展乃至国家发展进程提供理论支撑，从而形成相互关联、相互互利的宏观背景。

在您看来，多极化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还是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叠且竞争的秩序，一个更具流动性的阶段？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这对我来说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并不认同极性体系。我不相信单极性，不相信双极性，也不相信多极性。

我认为我不喜欢国际事务中存在威权主义色彩，而任何“极”都意味着由一个国家告诉其他国家该做什么。我不认为这具有可行性，也不认为现在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也许现在的美国甚至都无法告诉欧洲人该做什么。

目前，没有比美国与欧洲之间更亲密的从属关系了，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下命令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不能告诉周边国家该做什么，不能“允许”或者说不能“命令”许多国家——比如中国不能告诉巴基斯坦该做什么。中国与许多国家有着强大的经济联系。俄罗斯也是一样，但我们不能告诉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该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看来，经典定义下的“极性格局”——无论是两极、单极还是多极——都不存在。

然而，多极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可以帮助政治家和外交官阐明“多样性”的含义。

因此，我将多极化解读为一种“多样性”，而非词语经典意义上的“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样性已经显现。我们已经不再处于一个国家可以毫无阻碍地组织他人的行为的情境当中了。

韩桦：当我们面对你所提到的“全球绝大多数”时，“多样性”的意义就得到了很好地诠释。当我们将其称为全球性风格时，便在指代着全球最丰富的多样性。这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多极性。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我所赞同的“全球绝大多数”概念，是在2022年夏天的俄罗斯辩论中被提出的。因为那时我们需要识别出那些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

因此，我们需要为这一大群没有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寻找一个共同的名称。在亚洲，实际上只有三个国家制裁了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亚洲其余部分都是“全球绝大多数”，即“世界绝大多数”。在拉美或非洲，没有国家对俄实施制裁，它们是“世界绝大多数”。在欧亚大陆上，除了一些像格鲁吉亚这样的小国——我认为它是受限于与欧盟的此类义务——之外，没有人对俄实施制裁。“世界绝大多数”是用来称呼这一庞大国家群体的术语，旨在表明不参与对俄制裁的国家数量至少是参与制裁国家数量的三倍。

“全球/世界绝大多数”的概念与“全球南方”的概念并不矛盾，因为“全球南方”在发展和我们对发展的解读方面有着明确的含义。而“世界绝大多数”关乎的是政治行为，而非发展。亚洲也有许多十分发达的国家没有制裁俄罗斯，比如中国就属于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尽管它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因此，这些术语属于不同的维度。“世界绝大多数”关乎政治行为，“全球南方”则关乎在发展方面的努力。

韩桦：“全球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遗产，毛主席曾尝试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不同的世界。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顺便说一下，谈到这个“极性”问题，既然有了中国，而且中国当时既不听命于苏联，也不听命于美国，我们还怎么能谈论“两极世界”呢？我们谈论的究竟是哪种“两极”？

韩桦：没错。但这是第一次有像您这样的智库专家向我解释“世界绝大多数”的含义，并区分了“世界绝大多数”与“全球南方”。这确实非常引人入胜。

在您看来，中亚国家如何看待当前欧亚大陆的变局——尤其是在大国压力和中东局势不明朗的背景下？它们是在获得更多的战略自主权，还是面临着更大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