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圣：我曾经在文华电影制片厂经理陆洁先生的日记里读到，“今天我和桑弧一起去找佐临，劝说他开拍《假凤虚凰》”，从日记里的意思看，一开始黄佐临先生并没有计划把《假凤虚凰》当作他的第一部电影。而实际上，这部电影既是他的导演首作，也是编剧桑弧、男主角石挥的电影首作。我推测佐临先生当时已经加入文华，他更想推的是《夜店》这样更有社会批判性的电影。

《假凤虚凰》剧照

焦雄屏：其实《假凤虚凰》虽然是一部喜剧，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当时社会严峻的现状——大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好、通货膨胀严重、讨债的人那么多、有些女人为了物质宁愿嫁给老头子做姨太太……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作者的批判。

郑大圣：《假凤虚凰》这部电影除了女主角李丽华是那时候的“当红流量明星”，其他都是苦干剧团的演员。

还有一个小插曲，这部电影上映后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当时上海所有的理发师都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集结抗议。因为石挥扮演的理发师说了一句苏北话，其实也没有恶意，但客观上流露出当时对于“理发的都是苏北人”的刻板印象，所以理发师当时抗议“对他们职业的污蔑”。这个事件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后反而刺激了票房大卖，成为了当年的黑马。

《假凤虚凰》上映时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海报和巨大片名招牌，由此可见该片在当年的“顶流”待遇

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佐临先生的票房价值，也让文华公司的老板以及投资非常放心，这部首作的成功奠定了后来文华出品的一系列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黄佐临导演在《假凤虚凰》后又陆续拍了《夜店》《表》等一系列作品。

在这里我也要很郑重地感谢吴天明青年影展组委会这次为大家选的三部老电影——《哀乐中年》《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它们都来自于文华公司。文华公司出品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极具艺术价值的，但出于一些原因在官修的电影史上一直是比较被冷落的。

焦雄屏：曾经，包括《小城之春》在内的一系列文华公司的电影被认为是“小资情调”“过于强调爱情”“不正确的意识形态”，随着大量史料重新被发现，很多当年的判断随着大家观念的改变正在重新被评估甚至被推翻，尤其是大家都已经承认《小城之春》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部作品。近年来，文华公司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路线也越来越被讨论和重视。

今天我们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讨论一下这些年来一直被忽略的所谓好莱坞“神经喜剧”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这种类型的电影大部分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的时期，讲述男女之间的对立，彼此的爱情中间总是隔着阶级或者是物质条件上的欠缺，大家彼此都很强调金钱的意义。这类电影的喜剧元素来自于男女主人公之间非常尖锐的对话、斗嘴的乐趣，夹杂着喜剧性的肢体语言。透过这些外在的喜剧元素，渗透着对于社会与阶层的探讨、讽刺和颠覆，最后往往是用爱情做一个幻象式的收尾。

好莱坞喜剧电影《查理的姑妈》剧照

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还有桑弧编剧的这部《假凤虚凰》，还有《哀乐中年》里的一些片段，都是这类喜剧本土化的杰作，我们能看到桑弧的影响，看到佐临先生的领导的苦干剧团的影响，也可以看到模仿同时期好莱坞神经喜剧的底色。

这里也不能不提到张爱玲。历史上桑弧和张爱玲的交集让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背后能看到张爱玲的影子。《假凤虚凰》虽然是桑弧先生的作品，但感觉里面有很多张爱玲的笔触，《哀乐中年》更是这样。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电影迷，他的文学创作也受到当时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张爱玲特有的世故、对于物质世界、对于男性主导的秩序下女性处境的敏感，以及男女之间永恒的“战争”、中产阶级的各种小毛病的那种极其敏感的捕捉和细腻描写。这些特质都和神经喜剧的类型无比契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张爱玲

郑大圣：说到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我曾经问过我的外公，当初为什么要带着整个剧团加入文华公司拍电影，他对我说：“四五年后，美国人进来了。”二战结束后，好莱坞电影随着美国大兵进入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上映的好莱坞电影距离美国本土首映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周，本土的戏剧干不过好莱坞电影。抗战时期，戏剧在中国非常繁荣，外公曾经和我说过，在“孤岛”时期话剧最顶峰的时候，上海每晚有30台话剧同时上演。然而四年之后，光景不再，于是他们这一批才华横溢的文艺工作者就集体投入了相比于戏剧而言更加崭新的一种媒体形式——电影。

焦雄屏：不仅是战时的上海“孤岛”，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话剧也是非常地风行。因为抗战时物资紧缺，无论是放映设备还是拍摄的胶卷都不可能得到，在娱乐匮乏的年代，大家的精神需求需要满足，民族危难之际大家的情感需要有寄托，于是在大后方诸如《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抗日题材话剧和救亡图存的演艺团体就非常地兴盛。我的一位同学的爸爸就和我讲过，他们战时在大后方看话剧的经历——知道了一部戏要演，他们可以徒步一天去看，看完之后再徒步一天走回家。

抗战时期，剧团在街头上演《放下你的鞭子》

但是就像你所说，曾经轰轰烈烈的剧运在1946年之后被电影打败了。像《查理的姑妈》这样的新鲜进口的好莱坞喜剧电影进入了上海，大家熟悉的《西虹市首富》其实就是讲的同一个故事——人在金钱面前的身份认同。

郑大圣：这类喜剧在上海被本土化之后，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市民阶层的趣味与狂想，小市民的悲喜剧完美契合了这一类喜剧，从而产生了非常有趣的化学反应。好莱坞风行一时的神经喜剧逐渐演化成了中国特色的以上海为舞台的本土电影佳作。我们知道，1949年之后，这一类的上海市民喜剧几乎没有了，但这一脉又在香港电影继续延续了下来。从许氏三兄弟一直到周星驰，都是一脉相承的，非常有趣。

反映香港本土市民趣味的经典喜剧电影《半斤八两》

焦雄屏：完全是上海这一套。我小时候是看着香港电懋公司的喜剧长大的。从事电影研究以后才香港电影的部分的传统来自于上海，部分传统来自于好莱坞——原来构成我脑内的印象是从这样一个母体中诞生的。我觉得我很喜欢研究电影史，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我的经历——我很想知道我父亲母亲当年在大陆所经历的环境，看着那些老电影，我心里总是想着那年我爸爸几岁，我妈妈几岁，他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呢？这个电影在那个年代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对我来讲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些所谓“外省人”第二代，从大陆到台湾，这种无根的感觉，特别需要某种寄托感，因而常常要从历史中得到补偿。所以我一直很致力于研究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中国电影，后来当然兴趣就发展到更多。

我觉得历史总是可以教给我们非常多的东西。这也正是这次电影展的主题——“首作”，从电影人的首部作品中你永远可以看到他的“初心”，你永远可以从一个创作者的首作中看到他永恒的、最在乎的东西。后面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有这些电影原来的影子。这是创作最原始的动力，也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郑大圣：一个导演创作生涯最精华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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