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是不断玩火。

在APEC与中方会谈结束的档口，就马不停蹄与夹带赖清德“三倡议”私货的台湾代表会面。遭到中方强烈抗议后，又丝毫不知收敛，在日本国会大放厥词，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动军舰并使用武力，可能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自卫队据此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此言遭到批评后，她表态拒不撤回。同时，还公然给谢长廷颁发旭日大绶章。

面对中国驻日外交人员的维权，日本也嚣张至极，倒打一耙，仿佛忘了这一切的起因，正是在台湾问题上劣迹斑斑、罄竹难书的日本；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如今却对中国统一大业发出战争威胁。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健忘”与歪曲，公然挑衅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现实问题，高市内阁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恶劣程度出现质的突破，需要被迎头痛击。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举手回答质询。日经中文网

本轮挑衅已构成连环违法，直接动摇中日关系基础

这一轮质变正在加速形成，高市早苗为了这一通表态，不惜构成多轮违法。而看似“暴走”的行为，绝非一日之寒。在长年错误的积累之下，日本国内难以自行纠正，其战后政治体制已经陷入深刻矛盾，必须向外转嫁。在日方如此剧烈的内生动力之下，中日关系也难以依靠我们单方面的善意去维系。扫帚不到、灰尘不扫，对日方谨言慎行的期待，只换来了日方的得寸进尺。

高市早苗的第一个违法，就是其导师安倍晋三所力推的“安保法案”。安倍内阁先是在2014年7月，以内阁决议形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承认日本享有集体自卫权；随后，在2015年9月1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通过了被称作“安保法案”的《和平安全法制》，明确规定在“对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情境下，日本可以行使武力。

一个二战后曾宣布不承认交战权的国家，就这样再次赋予了自己所谓海外作战的“权利”。

2015年日本参议院审议安保法案时议员爆发肢体冲突，反对者指出该法案违反和平宪法。图片来源：picture-alliance/dpa/K. Mayama

但即使如此，高市早苗的这通表态，依然和安保法案相冲突。这些年日本官方小动作不断，但不敢越雷池一步，与台湾只保持“非政府工作关系”。今年9月，时任日本外相的岩屋毅刚刚重申日本对台湾的基本立场以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为基础；更不必说高市早苗本人在10月末出席APEC会议时，刚向中方亲口保证了这一立场。

再回顾下安保法案的规定：“对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台湾是所谓“国家”吗？

这里值得多提一句，那就是日本政客不是没人想试试，譬如麻生太郎不久前还再次公开称台湾为“国家”。然而十几年下来，要打这个擦边球的都得先下台，在职的都明白“试试就逝世”这个道理。

所以高市早苗的表态，算是开了一次先河，具有强烈的试探意味，对此断不可姑息。

高市早苗的第二个违法，就是公然违宪。安保法案本身问题一大堆，早在安倍晋三任内强推时，日本在野党和大批法律界人士已指出该法案违反日本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而高市早苗对中国内政的武力威胁，直接违反了日本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作为日本自卫队的最高统帅，这个表态的性质无疑更加恶劣。

高市早苗的第三个违法，则直接触及中日双边国际条约的底线。作为中日关系的“定海神针”，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规定了中日两国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尤其是“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高市早苗的威胁，已经颠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

对于台湾问题，《条约》明确规定，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而《联合声明》不仅写明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明确日本要“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总有人想断章取义，扯什么日本对台湾属于中国仅仅只是“理解和尊重”，并不代表承认，却忘了《中日联合声明》这后半句“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已经框死了日本的义务：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

由此也带出高市早苗的第四个违法，即对于超出日本主权范围的事务说三道四，这是公然挑战二战以后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秩序。须知集体防卫权是特指在自身没有受到任何军事威胁的状态下，却要积极出兵海外、介入他国战争事务，因此被视为一种潜在的进攻作战。

一个二战战败国，嘴上说着永不再战，如今竟公然搞起进攻作战理念，性质有多恶劣可想而知。更何况，这个战败国所挑衅的，还是一个被它伤害荼毒最深的二战战胜国。性质有多么恶劣，我们作为战胜国的维权法理就有多充足。

高市早苗政府的这波挑衅，其实是日本的又一次战略投机，从解禁集体防卫权至今已有十年，期间日本不断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它们眼中，中方长期对此是抗议多、行动少，就和1960年的尼赫鲁一样，中方对他越是释放善意、顾及大局，他越向印度边防军发令“放心大胆向前进”。

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如今日本开始迈出“惊险一跃”，将“集体防卫权”的战争威胁导入到“有事”炒作。而这种试探绝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日本。

如果继续听之任之，域外势力干涉台海、内外反动派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将更加有恃无恐，考虑到日本一贯历史不良记录，以及美日勾结程度，其影响远非此前其他小国闹事可以比拟。因此组织有力反击势在必行。

这是一次精准打样，“打得一拳开，莫待百拳来”。

对于日本政府的“暴走”，我们如何迎头痛击

对于日本的这次挑衅，首先从法理上，不妨理直气壮地指出，这已经构成前文所述的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动摇。

作为中日关系的上位法，如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都不复存在了，那不仅意味着两国的政治互信与外交关系被颠覆，同时也意味着日本的和平承诺与自卫原则也被颠覆，那么中日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将只有《波茨坦公告》。

议题抛出去了，不妨给日本出道选择题，是要继续干预中国内政，还是要迎接现有中日关系颠覆后的地动山摇？

这种法理上的颠覆，也是对日本政客的法律定性，意味着从国际法的大义名分上，日本不仅是不思悔改的本地区麻烦制造者，也再次成为了战争策源地。由此发散下去，不仅可能触发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甚至必要时还能更进一步，比照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前同盟国达成的《伦敦协定》精神，对日本政客作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乃至反人类罪的诉讼准备。

日本右翼政客一口一个“有事”，不知可曾想过，当年东条英机面对这样的“有事”时，连自杀的枪都瞄不准，上绞架的脚都得有人拽。不知道在国际法面前，如今这批“有事”政客真摊上事了，是否有信心能表现得比其偷偷祭拜的战犯前辈们更好。

再说经济上，工具箱一直很齐全，包括但不限于再次收紧对日本包括稀土、镓、锗等关键矿产的出口审查、暂停或限制诸如水产品等特定商品进口、关注特定产业赴日投资和资金流出问题、减少对日航班与旅游、对日本相关政客进行经济制裁等等；同时，在双循环格局下加快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日本商品的加速替代。此外，还有用军事手段引导市场预期的平战两用模式，这一点放在后文分析。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开动宣传机器促使日本无形资产定价回归合理，通俗来说就是打破过往对日本商品过度宣传的迷信，避免消费者花冤枉钱。诸如笔者曾在去年涉及“日本米荒”的分析中，提到日本农产品的农药用量是我们国内的6.14倍，且日本农产品价格偏高背后的畸形定价机制和种种营销乱象，这是应当祛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