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蒋晖】

一个国家如果遇到一个好领袖，这个国家体制的优越性便会充分发挥出来；如果遇到一个自以为是又没有远见的领袖，这个国家体制的弊端便会暴露无遗。

欧美国家一直瞧不上非洲领导人的能力，并把这看作是引入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机制后，还迟迟发展不起来的主因。于是乎，西方便给非洲送来一本本培养领导力的书。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却给人们彻底上了一课，想象中最好的抗疫模式不是发生在欧洲，而最坏的抗疫模式也没有出现在非洲，相反，非洲目前对疫情的控制要比欧美诸国不知强到哪去。截止到4月22日，非洲大陆因新冠死亡人数为1297人，南非死亡人数仅为75人，而美国一国就已上了5万。

在这种触目惊心的差异里面，如果我们再考虑进去非洲综合国力、医疗体系、民众身体素质、社会居住条件等与西方相比的巨大劣势，就更不能不惊异于非洲取得的成就和询问造成这种成绩的原因。

当然我们承认，对非洲的疫情不能过早乐观，因为真正的考验可能还没有到来。然而，无论如何，现在非洲各国采取的对策已经极大缓解了病情在人群里的蔓延速度，在经过了或全国或重点地区戒严的措施后，非洲各国现在纷纷进入了规划戒严之后重振经济和疗治社会创伤的阶段，这又走到了西方的前面。

为什么非洲能比欧美做得更好？其中的一个答案是，非洲各国的政府显示出了更强的领导能力。和英美相比，非洲领导人们的领导力展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非洲许多国家都对疫情采取了几乎是步调一致的迅速而高效的应对措施。

从卢旺达开始，戒严便成为了非洲首选的方法，而且力度之强，甚至超过中国。这是因为非洲人实在不好管理，加上经济停顿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于是使用军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便成为了不得已的方法。

但军队上街，难免不闹出点乱子。这不，尼日利亚戒严之初，西方媒体便嘲弄地报道，尼日利亚军队枪杀18名违法者，这个人数超出了由新冠造成的死亡人数。

然而，当面对疾风暴雨的疫情，非洲各国政府明白，救命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宁可冒着践踏“自由”和“人权”的责骂，宁可让自己的政府重新看起来像一个军政府，宁可让经济停摆，也要铁腕戒严。非洲各国政府展现出的不惜代价的决断力，正是西方领导学中没有交给他们的东西，这也使得他们避免西方畏首畏尾、进退失据的覆辙。

第二，非洲国家这次非常尊重科学，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尽量做到以科学为依据，尊重事实，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左右科学。

在南非，卫生部部长穆凯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出现在电视里向民众阐释隔离的必要性，通报疫情控制的局势，因为他是医生出身，所以能够比较深入理解传染病的危害性，加之他的顾问团队包含了数名世界级的治疗艾滋病的专家，所以他可以向总统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拉姆福萨总统也非常信任他。可以说，南非目前能对疫情有效控制，穆凯兹居功甚伟。

4月3日，在南非开普敦，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右）在视频会议上听取中国专家介绍情况。新华社发（南非卫生部官网图片）

不只是南非，东非埃塞俄比亚是世卫总干事谭德塞的祖国，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巴斯得到政府30万美金科研费用，用于传染病和由之造成的创伤心理的研究，这个研究梯队为卫生部提供防控和医治新冠的咨询。

西非国家加纳也是如此。加纳还走在南非的前头实行了戒严令，4月19日是三周戒严的最后一天，从20号起，加纳便进入了边复工边抗疫的新阶段。科学在加纳政府的决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点可以从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于4月19日的总统讲话中得知。在这个电视讲话中，阿库福·阿多骄傲地宣称，加纳科学家独立地完成了新冠病毒在加纳变异序列的确定工作，他说，这是加纳对世界寻找这种病毒治疗手段的重要贡献：

“由加纳大学独立完成的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实验方法，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是加纳对世界攻克新冠病毒所做出的努力的贡献。这项成果将帮助医生更好地跟踪病毒的变异，以及确定不明接触者患者病毒的来源。”

总统的这句话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引用于加纳科学家亚伯拉罕·阿南的话。这句话透露出科学家们高度参与了政府的决策。实事求是地说，有能力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全球研发治疗新冠药物的“里程碑式合作”的，大概在非洲只有南非一个国家，非洲其他国家基本没这个实力。但正因为知道自己的短处，非洲各国才认真听取世卫的指示和充分征求本国科学家的意见，所有的政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经过那么多次传染病的伤害，非洲国家领导知道采取科学化抗疫的重要性。

第三，在对这次的危机处理中，非洲国家执政党显示出了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中，达成共识的统一思想的能力。

和西方媒体依然热衷于制造各种对立的言论相比，众声喧哗在非洲媒体中是不常见的，这不是说在媒体中听不到批评政府的声音，而是说，这种批判是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的。

以南非为例，南非的媒体被认为是非洲最自由的媒体，然而这次，在舆论导向方面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比如在西方开始炒作非洲人在广州遭到歧视的报道后，南非的电视媒体表现出了极大的节制，只有一个电视台播了一期专访在广州的南非白人的节目，随后，这个话题便不再讨论。相反，武汉解封和武汉居民激动庆祝的画面则屡屡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