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非洲大陆，人们往往会想起黑色、撒哈拉、饥饿贫困、殖民反抗。说起社会主义，我们又会立即想到红色、苏联、镰刀斧头、阶级斗争、马恩列斯毛。可是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时，我们又能想象出什么呢？而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想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发展理论在非洲进行过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非洲的社会主义也的的确确生根发芽过。

一、没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

今天，一切思考和分析非洲问题的框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抑或非洲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

当福山（Fukuyama 1989）预言历史终结的时候，他指的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然而他的前提毕竟是承认那段历史曾经是存在的，并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此，理解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必须以承认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以宣告其失败为结论，除此别无叙述之可能。换言之，无论面对东方还是西方，福山提出的是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的思想。

福山的预言似乎无法应用在非洲问题上，不是因为非洲历史尚未终结，而是非洲根本没有历史。如果说，当社会主义国家想把自己终结在福山的同质化的理想时间设计里面，必然面临来自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抵抗，而这些抵抗也必然要通过市场和国家机器的双重手段来制约，才有可能完成社会基因的再造，那么非洲似乎全然没有这个抵抗发生。非洲曾经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没有给社会机体留下任何的DNA的记忆，彷佛那段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只是非洲庞大病体上的一次膝跳反射，一旦痉挛过后，再无发生过的迹象。

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非洲问题的最基本的假设：非洲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是一个历史的喷嚏，连小感冒都算不上，根本无需我们的注意。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是种族的对立、阶级矛盾、政府腐败和执政能力低下、缺乏基础建设、教育落后、内战、宗教冲突等等，是这些根本的现实制约着非洲发展的矛盾。至于从60年代开始至90年代，非洲大陆尝试的两种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则不能被叙述为非洲现代历史的内在矛盾的反应。

这样，非洲的现代史虽然被认为是深刻地卷入世界历史的根本冲突的漩涡里，比如，它的反殖是世界革命历史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冲突也有机地内化在非洲的历史进程中，并且成为今天思考非洲问题的一个出发点。相反，从殖民体系挣脱出来的非洲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后面的历史：所有非洲问题都被一个个孤立出来加以研究，这些问题被悬置于历史之外。

今天思考非洲问题的基本框架就是这种没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它的前提是，非洲在八十年代已经实现了欧洲自由民主的普世制度设计，即一党体系让位于多党制，计划让位于市场。正是这两个关键方面的转换使得非洲成为西方内在的一个不理想的自我，然而毕竟，非洲不再是他者，就像它永远也不曾是他者一样─它为欧洲的繁荣兢兢业业地服务了数百年。它的种种疑难病症只需要使用外科手术来切除即可。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论非洲问题的思路，在这点上，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的企业家对非洲问题的看法没有任何不同，而这也正是令人担忧之处：按照世界经济体系需求打造出来的非洲的增长是否可以带来非洲的真正的发展？谁还愿意反思，非洲面临上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否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

我们理解各种务实的考虑，但我们有理由怀疑，非洲给我们出的各种棘手的难题是否完全可以在缺乏对非洲历史逻辑的深刻把握上而得到解决之道？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非洲自我历史的生成过程。它与福山所描述的历史终结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否内在于这种被终结的历史？而许多重大的问题恰恰是因此而生？

本文旨在提供一幅宏观的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图景，希望以此激发更多的讨论。关于非洲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学者贡献颇多，但是，在非洲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社会主义遗产如何被转化和吸纳，如何成为改变现状的思想和体制的资源，还期待更多的研究，鉴于它和中国问题的相似性，这或许是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 凝结着中非友谊的坦赞铁路

二、非洲革命的性质

如果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高级发展阶段的话，非洲则完全无法设想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会大面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南非具有高度工业化、城镇化、庞大的工人阶级大军、完善的基础建设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等这些从理论上进入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其他国家生产力水平大多处于原始农耕、渔业阶段，畜力耕作尚不普及，遑论有什么现代农业和发达的现代工业。更重要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于1957年前无一独立（埃塞俄比亚﹝Ethiopia﹞并未被西方殖民，因此除外），因此，脱殖才是最紧迫的任务，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发展则是下一步的事情。

△ 欧洲殖民势力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为唯一的独立国家）

但是如果要理解为什么大多数非洲国家一独立就开始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考虑社会主义运动是如何天然地根植在非洲的独立运动之中的。它们不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而是一个运动的不同方面。这主要表现在一大批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都是在四十年代战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开展的思想氛围中完成自己的学业的。在法国留学的学生深受法共影响，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的则深受英国工党影响，其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在非洲留学生和印度留学生里面影响深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非洲学生也是最公开批判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群人，被非洲民族主义者视为最可依靠的力量。在美国留学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在英国留学的尼雷尔（JuliusK. Nyerere）、和在法国留学的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分别是加纳（Ghana）、坦桑尼亚（Jamhuriya Muunganowa Tanzania）和塞内加尔（LaRépubliquedu Sénégal）的国父─都是在四十年代皈依了社会主义学说。

两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大本营都建立在塞内加尔。相比较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对非洲的影响则更早。1921年，非洲最早的共产党分别在南非和埃及建立，1946年，第三个共产党组织在苏丹建成。实际上，非洲的共产主义思想一直与第三共产国际有密切的互动。非洲同志的加盟带动了第三共产国际内部研究非洲问题的兴趣，一批研究非洲黑人经济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苏联成立（Cohen1986），这直接导致1928年第三国际把「黑人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来讨论。根据谢里丹．约翰斯的研究，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根据自己的「民族理论」提出黑人应该为一个民族，并意识到黑人反抗将有效遏制美、英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出于这种考虑，黑人解放事业被纳入东方问题这盘国际共产革命的大棋来考虑（Johns1995:2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