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这就好比是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了一些权益，解除了种族隔离，但无形的隔离仍旧存在，甚至到现在可能加剧。就此而言，现在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精英或黑人政客对于黑人社区的引领性有多大？还是说相互之间存在巨大脱节？

贾敏：我们都知道“美国梦”。如果换一种表达形式，那么“美国梦”也可以理解为实现梦想的人脱离、或是退出原有社群或阶层，实现新身份的转变。比如说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成功的非裔群体。无论是奥巴马夫妇，还是华盛顿特区现任市长鲍泽女士，他们都有共通特征，即父辈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不懈投入支持，因为他们坚持唯有通过教养来改变命运的信念。

这个信念同样在美国非裔历史上留下印记，比如20世纪初著名的非裔教育家布克·华盛顿，他同样强调黑人的自立自强，特别是通过学习技能和教育改变命运。他说美国黑人不能乞讨白人给予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美国黑人只能通过改变自身的方式，通过学习技能、学习白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是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融入主流社会。当然华盛顿的观点后来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我相信华盛顿懂得渐进变革的道路，在他哪个改变社会结构几乎不可能的时代，他至少为非裔群体赢得了体面和尊严。

弗洛伊德事件爆发前，民主党阵营还出过一个不小的纰漏，网上还为此争论过，即拜登阵营放言将会把非裔选票全都包揽，因为民主党就是为非裔代言的。这就惹恼了部分非裔人士，他们在网上怒斥民主党政客一直利用非裔选票，然而口惠而却往往实不至，这场争辩自然逃不过特朗普的点赞和煽风点火。弗洛伊德事件后拜登赶到休斯顿和弗洛伊德家属私下会晤；尽管没有参加追悼仪式，但是通过现场的大屏幕和录播视频，借此表达他的族裔理念和竞选主张。仅就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种政治营销策略来看，拜登无疑是加分的。

非裔政治精英与普通非裔之间的差距是在不断拉大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欧文斯女士，在本届政府中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的非裔医生本·卡森，他曾参加2016年共和党党内初选，后被特朗普延揽入阁。他的观点和立场与共和党保守翼完全一样，所以说肤色并不能决定政治立场。美国特有的两党竞争模式是极为排斥第三股政治力量的出现，当然这是另一个大话题。

观察者网：此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种族隔离政策被解除之后，很多黑人精英开始脱离原来的黑人社区，希望更多地融入白人社区，这反而加大了黑人之间的裂痕，这些精英也没有办法对黑人社区起到实质性的模范作用。这就陷入您前面提的悖论，精英希望在社会中得到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只能脱离原本的黑人社区，产生一种阶级性跨越。

贾敏：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退出”（exit），他想要成功就必须退出原本的社会阶层。我前面提过的美国梦也包含这层涵义，对美国移民而言都是一样的。大家应该还对杨安泽（Andrew Yang）印象颇深吧。他在疫情期间抛出的对华裔身份和肤色表示愧疚的言论相信大家一定记得，那么所谓的“退出”概念就可以容易理解了。

在北美地区大规模的黑人奴隶贸易可以追溯到17世纪，这对非裔而言是一段巨大而无法根本弥补的悲伤历史。从美国内战结束到距今的150多年历程中，数代非裔美国人寻求自由与解放之路，其中支流颇多，但主流是希望能够融入主流白人社会，得到尊重和认可的。但正如我之前所谈，非裔实现梦想之时，就是其脱离原有身份而跨入到另一群体。然而一旦跨入后者，那就很难在回到黑人社区进行抗争。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就有一批人士看到了这种困境，提出了黑人权力（Black Power）口号，认为黑人必须掌握与白人斗争的力量和权力，才能彻底获得解放和自由，代表人物有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这样的人士。当然之前还有一批亲苏和亲中国的非裔知识分子。但这部分力量在70年代后就迅速解体分化了。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非裔精英，他们留下的除了肤色外，与白人政治权力精英并无两样，有些人士表现的甚至更为极端，原来在彭佩奥手下工作的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斯金纳女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而荒诞的案例。

观察者网：过去类似事件发生后，会激起美国右翼保守派（“红脖子们”）的情绪高涨，并稳固特朗普的基本盘，但这次似乎没有明显迹象，为什么？是话语失势，还是特朗普基本盘在松动？

贾敏：特朗普的基本盘是不会动摇的。而且从各种民调综合来看，特朗普的基本盘相对稳固，稳定在41%-45%之间，称得上是“特朗普恒定值”。

至于说弗洛伊德事件没有引起“红脖子们”情绪高涨，应从两方面来看。弗洛伊德之死是违反基本人性原则、洞穿底线的事情，所以对该事件的定性没什么争议，确实是警察暴力执法，手段卑劣，是美国社会的悲剧。但是，随后的街头抗议中出现了很多打砸抢事件，包括冲击政府部门，在白宫外围游行示威，已经引起白人右翼的不满。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动用联邦军队结束骚乱。科顿是哈佛毕业的新锐南方政治精英，他的说法其实代表部分南方共和党、特别是极右翼白人的想法。

最终美国军方迫于各方面压力选择撤军。但只要骚乱、反社会秩序活动存在，就一定会引起“红脖子”的反感。特朗普高喊要秩序、要权威、支持警察的执法权，还是得到大部分“红脖子”的认同。弗洛伊德之死是悲剧，但是不能因此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抢劫商店，这也符合全世界对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普遍看法；既然是悲剧，那就通过司法判例、政治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观察者网：目前大选选情扑朔迷离，近期有几份民调显示，在几个摇摆州拜登目前略高于特朗普。您此前举过几个关于美国现任总统因为国内抗议而连任失败的例子，您对此次情况有什么判断？

贾敏：回顾历史经验，可以举三个例子，一是1932年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美国爆发了一战退伍老兵进军华盛顿、提前领取退休金的行动。当时，胡佛政府派遣麦克阿瑟指挥弹压，老兵们伤亡不小。这个事情对胡佛的政治形象冲击很大，因为胡佛一般被认为是通过自我奋斗成功的“美国梦”典型。193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大获全胜，胡佛连任失败。自威尔逊后，哈定、柯立芝再到胡佛，是共和党长期执政的12年。1932年这场冲击堪称压垮胡佛连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个例子就是1968年。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极为动荡年份，学生运动、反战示威此起彼伏。上半年先是约翰逊宣布放弃连任，接着小肯尼迪在加州被刺身亡，接着又是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旅馆阳台被刺，引发全美非裔的一系列愤怒声讨。8月，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场外又引发大型骚乱，一系列事件从根本上撕裂了占据优势的民主党阵营。最终1968年大选，尼克松打着我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的竞选口号入主白宫。充满理想激情色彩的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开始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