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干预，还是汇率操纵？

美日此次行动引发另一个争议：如果一国通过市场操作影响汇率，这是否就是“汇率操纵”？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刊文称，市场数据已清晰证明，美日此次联合行动属于公开、自证且目标明确的联合汇率操纵。

贝森特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 日本外务省

但根据国际规则，认定“汇率操纵”一事，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根据世贸组织（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的共识，IMF是汇率国际管理的专门机构，其专业意见是判断一国是否“操纵汇率”的前提和基础。

相关领域专家告诉观察者网，根据IMF的规则，汇率干预本身并不违法。关键在于目的。

1977年，IMF通过《成员汇率政策监督决定》，明确成员可以在必要情况下进行汇率干预，但应考虑其他国家利益。2007年的监督框架进一步明确：只有当一个国家为了造成汇率低估，并以扩大出口、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为目的进行政策操作时，才可能被认定为“汇率操纵”。

问题在于，现实中的判断往往并不完全由国际规则决定。

现实是，IMF和WTO似乎都不愿或不能解决汇率问题。

专家分析指出，IMF虽然拥有汇率监督职能，但缺乏强制执行机制。WTO也长期无法有效解决汇率政策与贸易补贴之间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期待短时期内达成有关汇率的国际规则是不现实的。

《日经亚洲》日前在报道中探讨过这一问题，最后“庆幸”地得出结论：市场专家认为，IMF的相关指导方针缺乏惩罚措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监督工具。

报道还援引高盛的分析称：“日本官员今年早些时候就已注意到IMF的指导方针，但我们认为几乎没有理由认为日本政府会受到这些方针的约束……”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汇率问题越来越容易成为大国竞争工具。这也表明具体国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的实践塑造认定体系，并进一步推而广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恰恰是全球对“汇率操纵”最敏感，也最擅长挥舞这根大棒的国家。

过去，美国针对汇率的反补贴措施是一种单边措施，是对他国货币主权的侵犯。当美国自身参与联合干预时，过往用于指责别国的标尺便被悄悄搁置。

美国已开创“国内法”认定先例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早已将汇率问题纳入贸易政策工具箱。

公开资料显示，1988年，美国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法》，要求财政部评估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操纵汇率。2015年，《贸易便利和执法法》进一步扩大财政部权限，要求评估他国是否采取“不公平汇率政策”。

此后，美国财政部可以根据自身标准认定所谓“汇率操纵国”，并以此作为贸易施压依据。

在此过程中，美国所体现的专断性、随意性和干涉性，一再遭到国际社会质疑。

2019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遭到中方、经济学界和权威国际机构的普遍反对。不久后，美方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认定。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社会共识，”外交部发言人2020年曾指出，“最近一次IMF的评估结论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大体上是符合经济基本面的，客观上否认了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说法。”

美国给他国贴“汇率操纵国”标签的行为，恰恰说明，在国际规则无法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大国往往会利用自身制度优势重新解释规则；而美日此次联合干预也再次警示各国，汇率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金融安全和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对中国而言，面对类似挑战，单纯依赖国际机制并不足够。

“应当看到，面对不合法的、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措施，忍受和退让换不来这些措施的取消，相反只会加重这些措施的实施及其长久化，”相关专家表示，在国际相关规则不健全的背景下，“只有反抗、反制才会使其付出代价、有所收敛。”

一段时间内，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就需要构建中国相应的法律制度。

中方也已表明立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这包括，“要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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