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圣约兰医院，放射科医生卡琳·登布罗沃（Karin Dembrower）正盯着电脑屏幕，指出影像上显示癌症的细小亮点。

“我们肉眼其实看不出来这里有问题，但人工智能（AI）有时能识别出来。”她说。

近三年来，登布罗沃一直在推动医院利用人工智能筛查乳腺癌。

AI对每年8万名接受筛查女性的病例识别既快速又准确，导致放射科等待名单大幅缩短。

她和同事已经无需再上夜班和周末班，也有更多时间对确诊癌症患者进行高级诊断。

人工智能改变了登布罗沃和她在圣约兰医院的同事们的工作方式，帮助检测癌症并节省时间。

圣约兰医院如今还经常接收其他没有AI系统、且已超负荷的医院转来的病人。

和所有瑞典医院一样，圣约兰医院由公共资金支持。但它归私人医院运营商卡皮奥集团（Capio）所有，医院CEO曾在McKinsey & Company接受培训，日常管理强调KPI和丰田精益管理模式。

这种理念，也是医院比国有医院更快采用AI等提高生产率工具的原因之一。

“我们用更少资源做更多事情。”医院CEO古斯塔夫·斯托姆（Gustaf Storm）表示。

他估算，治疗阑尾炎等疾病，瑞典公立医院的成本比这里高15%至20%。

负责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医疗事务的中左翼政治人物艾达·哈季阿利奇（Aida Hadžialić）对此表示认可。她认为，与公立体系相比，圣约兰医院在获得更低补偿的同时，能更高效地产生更好的患者结果。

私营竞争也让整个医疗行业受益。

在全球老龄化不断推高政府医疗成本之际，2014年至2024年间，瑞典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医疗支出年均增长约1%，仅为英国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

如今，在圣约兰医院，工作人员拿着iPad mini实时追踪病患数据，数字系统监控成本，患者生命体征自动上传中央系统，交通灯式系统帮助医护决定优先级。

医院还测试了一种AI病患监测系统，当老年患者有跌下病床风险时会自动报警，以避免住院时间延长。

基层医疗变化更加明显：如今近一半诊所已私有化，科技新创企业也在冲击这个行业。

批评人士认为，这同样在破坏医疗公平——私人诊所往往集中在富裕城区，因为这些病人服务成本较低，而贫困或农村地区的公立机构则被迫承担更复杂、更昂贵的病例。

但对许多患者来说，科技化医疗体验确实更方便。

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英国人本·库珀（Ben Cooper）最近因哮喘复诊时，甚至无需出门，只需通过手机App视频连线医生即可。

这款应用由本地公司Kry于2015年推出，如今在瑞典用户数甚至超过Netflix。

它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医生还能讲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库珀坦言：“你打开App，输入症状，它就给你预约时间。我从没遇到医生迟到。”

他说，这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经常延误形成鲜明对比。

Kry公司CEO卡勒·康纳里德·隆德格伦（Kalle Conneryd Lundgren）表示，私有化让公司能够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并服务更多患者。

数字化问诊通常时间更短，节省医生和病人双方时间。

过去一年，公司利用AI自动生成病历和医疗证明，使行政时间减少40%。

有赢家，也有输家

斯德哥尔摩进步派智库“理念竞技场” （Arena Idé）研究员埃莉诺·奥德贝里（Elinor Odeberg）表示，瑞典改革的赢家主要是拥有房产的中产家庭，他们从收入增长和房价飙升中受益。

输家则包括：大城市外的租房者、公共服务不断缩水地区的人，以及长期依赖国家福利的低收入移民社区。

由于住房成本上涨，20至27岁仍与父母同住的瑞典年轻人比例，已从1995年的15%升至2023年的26%。

与此同时，收入再分配减少，也让马尔默等地的地方政府财政承压。

马尔默市长卡特琳·斯捷恩费尔特·贾梅（Katrin Stjernfeldt Jammeh）表示，中央政府拨款减少，使地方政府更难维持教育等公共服务。

过去二十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也导致铁路系统延误严重、服务不稳定，而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

私募股权企业家约恩松说：“他们从原本应保护社会的领域抽走了资源。但当然，这对经济活力来说是好事。”

经济学家、前财政部官员斯特凡·福尔斯特（Stefan Fölster）则认为，大多数瑞典人实际上从改革中受益。

他说，自1990年代以来，瑞典家庭经通胀调整后的收入平均翻倍，而在1970和80年代高税收时期，这些收入几乎停滞。

不过，政府如今也开始回应外界担忧。

去年11月，议会投票决定取消长期维持财政盈余的要求，改为更宽松的预算平衡规则。

政府还推进改革，加强对营利性学校的监管，希望只保留长期、高质量运营者。

“走私有化道路是对的，但我们可能走过头了。”曾参与瑞典经济改革设计的知名经济学家拉尔斯·卡尔姆福斯（Lars Calmfors）总结道。

学校改革的利弊博弈

也许最能体现私有化“机遇与风险”的领域，就是教育。

瑞典如今在教育市场化上的程度，甚至超过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允许学校由非营利组织或营利性企业运营。

如今，大约每10名瑞典高中生中，就有1人在上市教育集团AcadeMedia旗下学校就读。

这些学校按学生人数获得公共资金，但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很大程度上由学校自行决定。

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的布格里耶茨高中，由当地滑板协会牵头以非营利模式运营。学校为每位学生配备苹果MacBook Air笔记本（优于瑞典多数高中标配的中端电脑），校内坐拥大型室内滑板场，食堂免费供应午餐，每班配备两名任课教师，远高于常规每班25至30名学生配一名教师的标准。

布格里耶茨高中坐拥大型滑板场地

校长玛丽·斯文松（Marie Svensson）甚至亲自动手维修校舍灯具，她通过压缩运维和行政开支，将资金投入师资扩充、艺术展览及影视拍摄器材购置。学校选址废弃啤酒厂低价租赁场地，容纳191名在校生。

从瑞典中部往返通勤两小时就读该校的学生约翰·维福斯伦（John Wiforsen）表示：“这里氛围自由，能尽情探索兴趣。”甚至有丹麦学生每日从哥本哈根跨海前来求学。

私营学校决策也更加灵活。

当公立学校预算被削减时，布格里耶茨高中迅速扩招、拆分班级，稳住运营收支；斯文森曾任职公立学校，她坦言，同样的调整决策，公立体系往往需要耗时长达一年。

即便如此，马尔默市长等人依然对营利性学校心存担忧：逐利属性使其天然有缩减办学成本的动机。她指出：“这类办学机构通过筛选划分生源层级牟利。”

私营学校更容易吸引最优秀学生和最富裕家庭，资源虹吸效应明显；剩余弱势生源只能留在办学条件落后、运营成本更高的公立学校。这类公立学校需承接大量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以及母语非瑞典语的移民子女，办学负担进一步加重。

布格里耶茨高中距离足坛巨星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成长的罗森加德贫民住宅区不足一英里，校长斯文森坦言，该片区极少有孩子前来就读，当地家长更偏爱传统保守的教学模式。

瑞典最近在国际教育排名中有所下滑，择校自由的支持者将这一变化归咎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而私立学校的批评者则认为，当把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而把学习吃力的学生集中在另一所学校时，国家的整体平均教育水平必然会受到拖累。

择校制度如今在瑞典已根深蒂固，这凸显了该国社会心理的转变。这一制度不仅在家长中获得广泛支持，也得到现任中右翼政府和中左翼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认可。

但在9月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围绕营利性学校以及社会转型的分歧正浮出水面，预计这将成为竞选中的重要议题。社会民主党承诺将禁止学校牟利。该党还呼吁加大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投资，并批评了过去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

“这个系统对某些人来说确实很有效，”前学校行政人员奥萨·普莱斯纳（Åsa Plesner）说，“但这无疑打破了瑞典传统的普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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