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频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他国实体实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国际秩序出现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趋势。为应对这一严峻挑战，4月13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助于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香港《南华早报》21日援引分析人士观点称，这套新规旨在反制外国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是中方维护自身利益、抵御外部威胁的最新举措；也标志着中国正通过构建一套结构化法律防御体系，从传统的外交抗议转向主动的法律作战以应对外国制裁与“长臂管辖”，为中国企业筑起法律护盾。

这让中国欧盟商会颇为紧张。据报道，其在声明中承认，中方新规“明确重申中方在必要时可自行运用域外适用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盟同样用于反制第三国域外措施的“阻断法令”（Blocking Statute）相似。但其声称，《条例》“范围宽泛、表述模糊，对企业与个人的处罚自由裁量权过大，甚至可追究刑事责任，远超欧盟相关法规范畴”。

欧盟商会还提到，考虑到中国稀土、锂离子电池技术等战略物资的域外出口管制措施将于11月生效，当前情况“令人担忧”。

商会同时宣称，新规将给在华开展业务的欧洲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法学教授王江雨则认为，《条例》对全球贸易的实际影响，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条文表述，而取决于中方动用该工具的“频率”。他预计，航运、金融、技术许可领域的典型适用案例将陆续公布。

“新规体现出中国从被动外交应对、转向法治化地缘竞争的整体战略转向，”他强调，中方试图在国际法律博弈中掌握更多主动权，“与欧盟‘阻断法令’类似，新规初期或较少实际执行，但其真正的影响在于促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合规成本。”

当地时间4月12日，阿曼穆桑代姆省沿海，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 IC Photo

王江雨指出，随着外部对华施压的“范围、强度与常态化”持续升级，中方多年来一直在构建安全体系，以抵御来自他国的不当制裁、干涉与“长臂管辖”。

近年来，尤以美国为首的制裁行动，日益指向全球航运、能源贸易、金融、技术许可和第三方行为。他表示，中方将此视为“通过国内法律重塑全球经济行为，而非依托传统外交或多边机制”的努力。

“中方意在表明，持续滥用长臂管辖的做法，今后将面临体系化的法律反制，而非仅停留在个案层面的外交交涉”，王江雨强调。

“恶意实体清单”的威慑

对于外国不当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单边措施，我国现行“三反”法律法规（《国家安全法》《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目前仍缺少针对性的反制手段和阻断工具。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霍政欣解释称，2021年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主要针对的是“主权干涉与单边制裁”，未能充分覆盖那些虽违反国际法或中国法律、却未对主权构成直接威胁的“不当域外管辖”行为。

《条例》的颁布，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建立反制和阻断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法律制度，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三反”法律工具箱，填补了现有法律体系的短板。

在王江雨看来，《条例》类似于一本“程序操作手册”，旨在使现有的反制裁权力在司法和合规部门能够得到切实运用，并保障有效执行。

他进一步介绍道，新规明确了外国措施的识别与评估、跨部门协调、禁止令签发情形，以及诉讼、反制、合规监管的实际运行方式，让反制工作有章可循。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在制度设计上新增了第八条的“恶意实体”清单。与此前聚焦贸易失信行为的“不可靠实体清单”不同，新清单专门针对“推动或参与实施”不当域外措施的外国组织、个人等主体，量身定制了精准的反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