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一】面对在对华政策上左右摇摆、反复横跳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多名拜登执政时期的高级官员3月24日开了一个“特朗普吐槽大会”。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多名曾在拜登政府任职的美国前高级官员24日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活动上抱怨称，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中国政策依旧如上一任期一样，缺乏战略性、连贯性和清晰框架，在“极度对抗”和“出人意料的缓和”之间剧烈摇摆，而不是像拜登政府那样始终坚持以竞争为核心。

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劳拉·罗森伯格和另外两位曾参与制定拜登对华政策的官员拉什·多希、朱利安·格维尔茨在活动上共同发言。他们批评称，拜登政府2021年初接手时，几乎看不到系统性的对华政策，而这种情况如今似乎正再次上演。

罗森伯格指出，当时确实有一些关于如何与中国竞争的议题，但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整合的政策路径。如今，这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再次“彻底将盟友边缘化”，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削弱了美国整合盟友力量的能力”。罗森伯格是美国对华“鹰派”人物，曾发表消极涉华文章和言论，2023年卸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后还被派往中国台湾地区任职。

在24日的活动中，一份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整理的、基于对数十名拜登政府官员访谈的报告《落实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发布。罗森伯格解释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框架可概括为“投资、对齐、竞争”，其中“对齐”至关重要。

劳拉·罗森伯格 视频截图

她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步偏离这种以竞争为核心的路径，并指出特朗普提出的“G2”论、其贸易谈判方式，以及他对人工智能（AI）芯片等技术管控的弱化，均体现出这一趋势。

“G2”概念最早于21世纪初提出，主张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特朗普2025年的一条社媒发帖中再次提及了这一说法，但中国方面从未如此自称，也从未支持过这一概念，指出“G2”是逆全球多极化潮流的想法。

多希赞同罗森伯格的评估。他吐槽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在“极度对抗”和“出人意料的缓和”之间剧烈摇摆，而拜登政府的策略则是始终以竞争为核心，既不单纯对抗，也不一味妥协。

“特朗普一上来就对中国加征145%的关税，这是非常疯狂的举措，把中国人逼到了墙角，迫使他们动用稀土这一‘打破玻璃’的工具，彻底改变了局面。”多希说，此后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明显趋于缓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期用力过猛，“现在他们不得不有所回撤”。

多希直言，特朗普政府的退让也让中方获得重要启示，“他们第一次感到，自己能作为美国真正的对等方，并且经受住了美国经济力量的全面施压”。

美国《外交事务》网站20日也注意到，在经历了十年的紧张关系后，美国与中国如今正处于相对平静的阶段。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初期，一度大幅升级贸易紧张局势，但在中国提高关税、采取反制措施后，特朗普改变了策略。去年下半年，他转向更为缓和的立场——公开称赞、降低关税、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对等国家，并在谈判中淡化敏感议题。特朗普态度转变的最新事例是，他将原定于3月底进行的访华行程推后，理由是要处理伊朗战事。

报道分析称，种种政策转变背后，是多重现实压力的叠加。首先，美国同时在伊朗、乌克兰、加沙等多地卷入冲突，国内还面临通胀和移民问题的压力，降低对华关系的不确定性具有现实需求。

其次，中国对稀土、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反制能力”，显然出乎特朗普政府的预料，这些供应一旦中断，部分美国工厂可能陷入停摆。此外，美国国内民意也在发生变化。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美国民众将“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置于优先位置，更多美国人支持通过“友好合作与接触”应对中国崛起。最后，特朗普本人也更重视“做交易”，似乎愿意在长期分歧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取短期可见利益。

对于特朗普的转变，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这比表面看起来的更为深刻，其核心在于将中美关系的重点“从意识形态对抗或大国竞争，转向以贸易和技术为中心的竞争”。支持者称赞他在与中国达成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批评者则认为特朗普付出的比得到的更多。

该智库分析称，未来美中关系可能有三种路径：永久性改善，实现“软着陆”；逐渐破裂，类似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情况再次出现；亦或是两国各自争取时间，建立起相互隔离的机制，不再指望双边关系能得到永久性改善。

而无论是哪一种，中美眼下的“平静”都十分脆弱。《外交事务》称，两国只是暂时搁置，而非解决导致对抗的深层矛盾。美国政府内部不少政策制定者仍将这一阶段视为暂时僵局，并希望回归全面大国竞争。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这一脆弱平衡可能迅速破裂。

正如格维尔茨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活动上所说，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美国总统在高度重视美中领导人直接互动的同时，仍继续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需要同时运用经济与外交工具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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