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下午，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这一落轮，终结了英国首相长达八年的对华访问空窗期，也让一度陷入“冰河时代”的中英关系，迎来了久违的高层互动契机。

从2015年卡梅伦高调宣告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到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时期的对抗与摇摆，再到斯塔默率领豪华代表团远道而来，中英关系历尽波折。

斯塔默不久前那句“前几任不访华是失职”，道尽了英国对过往对华政策的反思，也凸显了此次访问的必然性。

斯塔默的四天访问，既是为英国疲软的经济寻找新动能，也是在国际格局中重新定位的一次重要尝试，更是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之后，对自身对华政策的一次关键校准。

只是这场跨越八年的重逢，国际格局今非昔比。英国如何将对华关系拉回良性发展轨道？被反复提及的中英“黄金时代”，还有没有重来的可能？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殷之光看来，斯塔默访华是英国被现实倒逼的外交调整，既为对冲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外部风险，也为破解国内经济低迷和执政乏力的内部困境。

“与其说是转折点，不如说是英国探索多元化外交的一次正面尝试”。

殷之光对观察者网说，尽管当今时局难以复刻彼时的“黄金时代”，但近期西方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的趋势，印证了西方阵营并非铁板一块。而这种“非结盟式深度互动”背后积极意义，显然不容小觑。

1月28日，英国首相斯塔默抵达北京，开启4天访华行程。 IC Photo

为何而来？

“八年没有英国首相踏上中国的土地了。你们正在创造历史，都是推动这场变革的重要一员。”抵京后，斯塔默对随行的60名英国企业和文化界代表说。

谈到斯塔默的访华大背景，外界首先想到的是特朗普再次回归白宫后，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

《金融时报》说，此访发生在特朗普上周“大闹”达沃斯之后，英国首相正致力于修复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同时还将与欧盟领导人合作，以加强军事和经济联系。

这家英媒认为，不久前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到访推动中加关系止冷回暖，对中国来说，斯塔默的访问，提供了拉拢另一个美国关键盟友的绝佳机会。

殷之光表示，这是英国被现实倒逼出来的外交调整。“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提高要价、频繁对盟友施压，包括加拿大卡尼政府、英国斯塔默政府在内的国家，都开始主动寻找对冲特朗普风险的路径。”

这也解释了为何英国的对华接触，与加拿大、芬兰、爱尔兰等国近期的访华潮几乎同步出现。

对斯塔默而言，此行的直接目标并不复杂。

“斯塔默心中只有一个词——增长。”美国“政客新闻网”给出了这样的概括。

一位熟悉行程筹划的人士透露，唐宁街的首要目标，是带回一个“能卖得出去的头条”，而经济，是压倒一切的核心。

斯塔默此次访华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便是随行的60人豪华代表团。从财政大臣里夫斯、商业与贸易大臣，到汇丰、渣打、捷豹路虎、阿斯利康、Octopus能源等企业高管，阵容几乎覆盖英国经济的“主动脉”。

这一阵容清晰地传递出信号：经济合作，是此次访问的绝对主线，“为英国企业带回重大机遇”，是斯塔默此行的首要目标。

路透社分析，英方的经济诉求背后，是对提振国内经济的迫切渴望。斯塔默政府希望通过深化对华经贸合作，吸引中国投资，助力其兑现“通过对公共服务和经济领域的投资改善民生水平”的承诺。

1月21日，伦敦某超市。英国12月通胀率五个月来首次回升至3.4%。 IC Photo

殷之光认为，这正是工党政府当前最现实的政治需求。英国已经“脱欧”多年，过去那种“英美特殊关系”的路子已经明显走不通了，而工党上台后的执政表现又乏善可陈，各方面比较疲软。

“这也是为什么斯塔默政府迫切需要把访华当作一个突破口。”他说。

多位英方人士预计，此行将宣布一系列协议、对话机制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医疗、生命科学、气候变化以及教育交流等相对低敏感领域。

英方还在推进中英职业资格的相互承认和短期停留免签安排。与此同时，企业界则在推动为在华经营的英国公司争取更广泛的银行和保险业务牌照。英国方面也可能试图说服中方下调对苏格兰威士忌的进口关税。

殷之光也注意到，太阳能、电动车电池等相对柔性的新兴产业，可能成为双方合作中“阻力相对较小、潜力却很大”的突破口。

不过他同时提醒，很多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政府时期已经落地的安全政策，很难逆转，例如彻底替换英国电信网络中的华为和中兴设备，“这些行动已经落实，而且还在推进当中，转圜空间非常有限”。

加强接触，“早该如此了”

过去十年中英关系之波折，是理解斯塔默此次访华的第一把钥匙。

2010年，卡梅伦出任首相，与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一道，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篇章”。金融危机后的英国，急需外部资本；而高速发展的中国，则为中英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2015年，中方领导人访英前夕，卡梅伦高调宣布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这一阶段，中英合作突破诸多禁区，中国企业进入英国核电、金融等敏感领域，伦敦力图打造人民币在欧洲的枢纽地位。

但殷之光指出，这一“黄金时代”高度依赖当时的国际环境：彼时英国还没有“脱欧”，毫无疑问是中国走向欧洲大陆非常好的窗口；中英和中美关系也处于相对缓和的时期，“黄金时代”尚可放进当时的全球化叙事中。

2016年“脱欧”公投，成为中英关系的首个拐点。英国政治陷入长期震荡，对美国依赖上升，而中国科技与产业实力的跃升，则加剧了西方内部的战略焦虑。

约翰逊、特拉斯政府时期，英国对华政策迅速转向对抗，香港、华为、台湾等议题叠加发酵，中英关系被直接推入“冰河时代”。

这些年里，英国对华政策深陷地缘对抗思维，错失了无数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