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去年因华盛顿施压而被迫停止采购俄罗斯石油后，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今年又有了新的烦恼：中国出台的技术转让限制措施。

安巴尼持有的信实工业有限公司，是印度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私营企业之一，业务范畴涵盖石油化工、快消等领域，近年来正持续加码新能源电池生产。

彭博社21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说法称，在未能获得中国的先进技术后，信实工业暂停了在印度生产锂电池的计划。原本要与其洽谈电池技术授权合作的中国企业也已退出该合作项目。

2025年7月，中国商务部会同科技部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后简称《目录》）。其中新增1项限制类技术条目，即电池正极材料制备技术，包括：新增电池用磷酸铁锂制备技术、电池用磷酸锰铁锂制备技术、磷酸盐正极原材料制备技术等3条控制要点。

针对新增电池正极材料制备技术等限制类条目，我外交部、商务部等已明确说明，相关调整是遵循惯例对《目录》进行的例行调整，并不针对特定行业（或特定国别）。此为顺应我国技术发展变化形势、完善技术贸易管理的具体举措，旨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美媒解读认为，中国电池生产技术的海外转让现需获得官方许可，尽管这一强硬立场并非专门针对印度，但仍让高度依赖外部技术的印度深感“卡脖子”风险。

这种担忧背后，是印度新能源产业的现实短板。根据莫迪政府规划，2030年前印度新能源汽车销量需占汽车总销量的30%，提升本土电池制造能力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但目前印度新能源汽车电池大多依赖进口，核心技术欠缺严重制约产业发展。

为破解这一困境，约五年前，印度政府曾划拨1810亿卢比（约合20亿美元）财政补贴，计划支持国内建设总计50吉瓦时的电池产能，可时至今日，实际建成的产能仅为1吉瓦时。

与本土产能的惨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电动汽车制造商及其他相关企业的锂离子电池进口额已增至原来的2.5倍，达到30亿美元，其中75%的进口量都来自中国。

印度锂电池进口量 彭博社制图

正因如此，从安巴尼，到基础设施大亨高塔姆·阿达尼、钢铁巨头萨詹·金达尔，印度众多企业大佬都将中国视为解决技术短板的重要出路。

除信实工业外，自1947年起便生产传统铅酸电池的印度最大蓄电池厂商 Exide，同样计划借助中国技术进军锂离子电池领域；其竞争对手Amara Raja Energy and Mobility也已与安徽合肥国轩高科的旗下子公司达成技术授权协议。

但这又暴露了印度技术发展的另一重隐患：印度企业普遍缺乏研发投入意愿。当前，印度的高校、实验室及企业在技术层面已大幅落后于中国竞争对手。

美媒指出，这一短板不仅严重阻碍本土技术突破，还在持续削弱印度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印度的高校、实验室及企业在技术层面已大幅落后于中国竞争对手。

以尼泊尔为例，该国市场在售汽车中，四分之三为电动汽车，中国电车领导者比亚迪已稳居市场龙头地位。曾经在尼泊尔市场占据主导的印度燃油汽车早已风光不再，印度本土生产的电动汽车，也因在品质和价格上缺乏竞争力而举步维艰。

“对中国技术的过度依赖，凸显出莫迪政府‘印度制造’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报道指出，目前印度政府还在为稀土问题忧心，而如果无法攻克利用本土矿产制造高性能磁体的核心技术，印度对中国的技术依赖或将长期存在，其新能源产业的自主化之路仍面临重重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有消息称，印度财政部拟取消一项实施已五年、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印度政府合同竞标的措施。这是继恢复直航、简化签证申请后，中印关系回暖再添新迹象。

这项限制于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出台，不仅要求中国竞标企业必须在印度政府指定委员会完成注册，还需通过严苛的政治与安全审批。正是这层层壁垒，将中国企业彻底排除在总额高达7000亿至7500亿美元的印度政府合同竞标市场之外。

香港《南华早报》早前援引分析人士观点称，印度政府取消措施的计划，或将标志着经历长期紧张的中印关系，正逐步迈向“正常化”与 “校准后的务实主义”（calibrated pragmatism）。

法国埃塞克高等商学院亚太校区的管理学副教授斯里维迪亚·詹德亚拉（Srividya Jandhyala）指出，与中国重建经济联系，有望吸引新的外国投资，并为印度带来中国技术，“在印度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急剧下降的当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不过，詹德亚拉提醒，对于中国企业大规模重返印度市场的情绪不宜过于乐观，因为中国对印度市场的信心仍有需时间重建。

“过去数年间，中国企业在印度及西方市场遭遇诸多挑战，早已将业务多元化布局至亚洲及全球其他市场。因此，中国企业未必会将印度列为投资优先选项。”

她强调，仅仅取消政策限制是不够的，中国企业还在寻求更深层次的保障，比如市场信任度、市场机遇及投资安全等。

孟买“全球南方融合论坛”的联合创始人娜塔莎·阿加瓦尔（Natasha Agarwal）则直言，印度在消除中国企业顾虑方面做得太少，且至今仍收效甚微，“企业无法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

她表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已经建立了明确地位。在处理对印关系时，中方会基于对印美关系及其对中国潜在影响的理解来采取行动。

“中国会根据自身意愿，在综合权衡经济与非经济成本后，决定是否开展合作。”她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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