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非常重要的全球文化现象，曾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虽然近年来，“韩流”辐射的范围在下降，但中国文化娱乐市场仍然会从中寻找灵感，比如购买综艺节目版权进行改编，《跑男》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不过，对于大量翻拍韩国综艺的现象，国内曾有舆论担忧，“泡菜味”越来越浓，会影响到中国的“民族身份”，受美国启发的“韩流”有可能挤压中国的本土特性。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金暻鉉（Kyung Hyun Kim）教授在专著《霸权模仿：21世纪的韩国流行文化》中，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提示道：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我知道中国观众的感受”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感，它远远超出了近来许多韩国电视剧和电视节目所采取的“非政治和中立”的立场。

以下为节选：

中韩之间存在着某种身份共情，但这种共情并不一定能消除根深蒂固的焦虑。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韩国文化内容和韩流的崛起威胁到了他们的民族身份。当然，在最近的反“萨德”的抗议中，中国公众支持“限韩令”就是这种焦虑的典型表现。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翻拍作品从来都逃不过媒体的批评，因为它们无法绕过评论家的审查，而评论家的职责就是评估翻拍作品与原作的对比情况。

2006年，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翻拍的香港动作电影《无间道》的美国版本《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上映，玛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写道：“尽管迪卡普里奥(DiCaprio)先生和达蒙(Damon)先生都很好，但都不足以取代原版中扮演相同角色的演员梁朝伟饰演好人，刘德华饰演坏人，他们都更有成年人的自信。”如此大规模的批评明确强调了原版电影(《无间道》)表现出来的成年人勇气，而翻拍版(《无间道风云》)则被贬低为幼稚的消遣。

在国际翻拍电影的相关争论中，电影原作的批评者指责美国等国家是“文化帝国主义”。而美国在翻拍电影方面确实名声不好，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拒绝“克服”字幕设置带来的一英寸“障碍”。

然而，在中国翻拍韩国内容的案例中，最为反对跨国改编的并不是原版素材被挪用，作者身份被非中心化的韩国，而是负责翻拍的中国。虽然中国翻拍的《奔跑吧，兄弟》以中国明星为主角，将观众带到熟悉的中国场景中，从而掩盖了其舶来品的身份，甚至让许多中国观众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观看一部翻拍作品，但中国观众和专家之间的争议还是出现了。

早在美国在韩国本土部署“萨德”之前，2015年，中国《经济观察报》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媒体的一段话，内容涉及中国观众对韩剧系列翻拍的反应：“中国近半数娱乐节目出现韩国基因......本周，一大波娱乐节目涌上电视荧屏，无一例外都带有韩国‘血统’或改编自韩国原版，或中韩合作制作。观众讽刺说，‘泡菜味越来越浓了’。”

当时，中国知名电影人和媒体制作人也发表了类似的博文，严厉批评这种“泡菜味”及其在中国观众中的流行。 在全球化背景下，《跑男》等韩国电视节目的跨民族、跨产业合作翻拍的跨文化过程，在中国引发了关于民族认同危机的质疑。虽然没有人在这些批评中明确提到“文化帝国主义”，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在谴责针对韩国的“文化帝国主义”——韩国是其起源国，其源头正在被一个更大的国家剥夺。

中一韩和美一法的跨国翻拍交流大相径庭。早在安德烈·巴赞(Andr Bazin)时代，法国评论家和电影人就谴责好莱坞翻拍电影的做法，认为这是对法国电影的贬低，是一种庸俗的美国商业主义。在这种流行的观点中，“从有价值的法国‘原版’到卑贱的美国‘拷贝’的单向轨迹”往往基于高雅的法国文化和粗俗的美国流行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

在中国翻拍韩国文化内容的背景下，中国财大气粗的媒介企业家购买，挪用和翻拍《跑男》等韩国节目，而两国的批评人士都很少把这些企业家对韩国文化的暗自贬低看成一种威胁。相反，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事实上，是中国评论家认为“韩国泡菜”的臭味永久地玷污了中国观众的心灵，以及他们的正宗中国身份，而韩国评论家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避开了这场争论。

如果说从高雅的法国原版到庸俗的美国改编的“单向轨迹”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典范做法，那么从富有创造力的韩国原版到低劣的中国翻拍的轨迹则具有讽刺意味，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做法，这不是中式“帝国主义”，而是韩式“帝国主义”。当然，与美国或其他国家不同，韩国过去从未被指责为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帝国主义。

相反，在近代以前，韩国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附属国。但现代来临时，韩国又迅速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然后，即便韩国从日本帝国独立出来，但在过去的70年间，它还是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蹒跚而行。那么，难道仅仅是因为经济逆转，经济排名上升(现在人均年收入达到4万美元左右，是中国的2.5倍)，就能指责韩国是文化帝国主义吗？

此外，尽管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额远大于与美国的贸易额，但韩国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做法继续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理，这一事实也可能在此发挥作用。

如果所有这些论点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那么韩国虽然在海外文化内容方面取得成功，但却仍然无法摆脱“韩国是加害者而非公平竞争者”的批评，这是否再次证明了韩国是一个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国家？尽管朝鲜战争已经结束70年了。

中国反对韩国影响的“泡菜味”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扭转了用“文化帝国主义”指责另一个国家的传统方式，而且引发了东亚地区混合身份交殖(cross-fertilization and hybrid identity)的复杂动态。尽管中国对整个周边地区(包括韩国)都有着数百年的“霸权”影响，其文字系统、道德规范和管理体制造就了韩国的文化特性，但在中国的许多评论者看来，《跑男》的流行反映了太多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尽管它散发着泡菜的臭味)，因此构成了一种需要反对的威胁，因为受美国启发的韩流有可能挤压中国的本土特性。

除了上文提到的因“萨德”导致的中国对韩国文化的禁令之外，“泡菜味”争议再次证明，尽管韩国在该地区具有文化和经济影响力，但它无法巩固其作为真正霸权国家的声誉，也没有必要屈服于自己的不利地位，这一地位是由中美两国的军事和政治造成的。韩流的霸权模仿充其量只是一种矛盾的霸权。

尽管韩国文化内容在中国引发了复杂的民族问题，但《奔跑吧，兄弟》的成功对中国和韩国来说都是一个标志——全球利益和地方利益是如何以一种高度融合又充满张力的合作方式运作的。韩国的《跑男》和中国的《奔跑吧，兄弟》中都重视建构失败主题，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同时也重视在线观影的情绪化。这表明，互联网时代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与前资本主义儒家思想之间并非整齐划一，而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跨国话语融合。

与其他七名韩国工作人员(包括编剧，助理制片人和摄影师)合作制作了《奔跑吧，兄弟》的前五集后，《跑男》的原制片人赵孝镇指出：“当我们观察同一种游戏文化时，中国人和我(韩国人)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细微的差别。当我们就这些分歧与中国团队交换意见时，我学到了很多。与其掩盖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如与中国人分享这些差异，这也有助于我们的进步。”

尽管韩国人如此坦率地表示需要与中国人作为真正的合作伙伴，但两国之间的力量依旧不平衡。虽然韩国娱乐和电影产业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中国市场，但韩国人近年来却没有认真对待中国的电影和文化内容，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例如早期在韩国拍摄的《奔跑吧，兄弟》的剧集(第一季第35集)中，《跑男》的所有韩国演员都客串其中。韩国明星和中国明星的出场机会是一样的，而且由于韩国人说韩语，节目不可避免地要用双语播出，所以人们原本以为这三集节目会在韩国电视上重播。

虽然《奔跑吧，兄弟》在中国的收视率很高，因为剧中有在韩国和中国都很受欢迎的韩国明星刘在石、姜熙健、李光洙等，但这些中韩合作的电视节目从未在韩国播出过，韩国粉丝在网上的搜索也没有任何结果。这让那些希望中韩合作能有不同形式，各国之间保持力量平衡的人，对当前的全球化环境继续心存疑虑。因为迄今为止，没有更加平等的交流，而是单向的轨迹扩张，暴力和新版帝国主义已然统治了整个时代。

有关“萨德”的争议教会了我们一件事：在21世纪，任何文化交流都不能与政治和国家安全利益分割开来。即使韩流在朝鲜扎根，但如果没有南北政府的积极参与，韩国文化向朝鲜输出也是极其困难的。正是文在寅与朝鲜的积极接触，以及金正恩对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启的朝韩关系新篇章持欢迎姿态，语言和文化习俗相同的朝韩两国之间方能进行文化交流，尽管形式还仅限于音乐表演。

过去的冷战是由政治分歧造成的，而现在的冷战则是各国之间的贸易战造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渴望非政治、中立和独立的跨国文化是脆弱的，还会受到核威胁、战争和军事问题日趋严峻的影响。

作为一名韩国的批评家，我再次提出，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我知道中国观众的感受”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感，它远远超出了近来许多韩国电视剧和电视节目所采取的“非政治和中立”的立场。在社交媒体时代，观众积极参与到《跑男》节目中，从而营造了亚洲观众的儒家情感。同时，中韩之间重塑了政治和跨国交流的新范式。这些都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个未来能扩大“开放空间”（bloom space），而非挤压这个空间。

本文节选自金暻鉉著，祁林译：《霸权模仿：21世纪的韩国流行文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第四章，“《跑男》：韩国电视综艺节目及其对儒家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