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创始人伊根·佩尔坦（Egan Peltan）就是一个依赖中国供应商的例子。他表示，“最初，行业选择中国合同研究组织（CRO）是因为他们成本更低，但现在价格差不多了。我们选择他们是因为效率高、节省时间”。

佩尔坦介绍说，对于年轻的生物技术公司而言，供应商的速度至关重要。美国CRO需要六到八周完成的项目，中国企业三周就可以做完，“每耽搁一天，就意味着要烧掉宝贵的资金”。

随着能力提高，这些技术与经验也开始反哺本土创新。《金融时报》发现，中国的生物技术行业正经历着与纺织业、汽车制造、消费电子等产业类似的转型：从低成本外包中心转变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

尤其在抗体偶联药物（ADC）等需要高频实验、工程优化的领域，中国企业具备天然优势。麦肯锡称，中国公司在I期、II期临床阶段的创新型ADC项目中占比已达54%。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研发ADC来治疗癌症。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官朱义表示，ADC在2010年代曾因毒性难题而停滞，而这类技术本质上是一个工程难题，需要在海量实验中找到最优路径，而中国的人才密度和临床试验效率带来了天然的优势。

麦肯锡研究也指出，中国的临床试验入组时间约为全球平均的一半，单个患者的试验成本比欧美低约50%。这种效率不仅源于中国庞大的人口，也来自于医院体系结构以及患者通过社交媒体主动了解并参与临床试验的意愿。

“中国终有一天会毕业”

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吸引了众多跨国制药公司前来投资，购买和合作研发创新药物。麦肯锡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对欧美的授权输出占全球的20%，而2018年仅为2%。

“中国制药业正处于走向全球的关口。”英国《经济学人》上月也注意到，中国药企在新药研发、临床试验数量与国际合作方面迅速崛起，凭借快速迭代、成本低、临床资源丰富以及“跟随式创新到首创式创新”的转型，建立了领先优势。

报道称，继美国之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创新药开发国，其企业去年开展了全球约1/3的临床试验，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5%。中国在癌症等关键研究领域也正快速发展。投资者已经注意到，今年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股价上涨了110%，是美国同行的3倍多。

上海汉坤律师事务所的顾律师表示，自己五年前主要处理中企买外国药的交易，如今多数时间在处理中企向外授权的协议。

尽管中国创新药企正在快速成长，但他也指出，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要达到跨国制药巨头的体量仍需“很多年”。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20的制药公司中尚无中国企业。

多位行业高管认为，中国企业要真正走向全球，还需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熟悉各国监管体系，并在欧美建立供应链——这对多数盈利能力不足且收入波动较大的中国企业而言，成本高昂。

尽管“跨国管理会使复杂度和资源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但朱义认为，“与跨国公司合作让我们能够直接学习全球运营方式。这就像有一个私人导师，日复一日地指导你如何打造一家全球性企业”。百利天恒去年与美国公司百时美施贵宝达成独家许可与合作协议，共同研发ADC药物。

朱义补充说，与大型外国公司合作，帮助百利天恒理解了企业扩张所需的组织结构和能力。“我们通过模仿和实践不断学习，同时也看到了大型制药企业的弱点——官僚作风和效率低下，这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避免了弯路。”

未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构成更多阻力。美国国会正呼吁削减对中国在医药供应链上的依赖，并推动本土化生产。美国《纽约时报》10月援引一份最新发布的调查研究，揭露美国在制药流程初期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之深：近700种美国原料药至少有一种化学原料完全依赖中国供应。

一些分析人士警告，随着中国能力提升，美国未来可能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

美媒彭博社直言，制药行业的情况可能类似于关键矿产，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控制着命脉，美国将不得不在自己认为涉及“国家安全优先级”的领域实现脱钩。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美国制药厂会认为无利可图。报道援引一名中企高管的话称，如果美国公司试图复制原材料供应链，成本将增加50%。

关注中国生物科技的专家布拉德·隆卡尔（Brad Loncar）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药企正在资助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的成长，但他们“现在就像一群大学生”，“终有一天会毕业，成为独立的全球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