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UTS-ACRI）所长詹姆斯·劳伦斯森（James Laurenceson，中文名罗震）教授参加澳大利亚的“太平洋两极”（Pacific Polarity）播客节目，与主持人李泽西对话，畅谈中国经济与中澳经济联系。澳中关系研究所（UTS-ACRI）是澳大利亚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致力于研究澳中关系的机构。

关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低迷，劳伦斯森表示：“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我们不应忘记，早在2021年，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是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当时中国的房价已经失控，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普通中国居民越来越难以负担住房。”

在他看来，如果能够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注入更多“可负担性”，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家庭用于偿还房贷的收入比例将降低，从而有更多资金用于其他方面。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更多资源也将流向住宅楼宇以外的其他领域。

对于中国消费增速可能落后的问题，劳伦斯森指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2007年，人们就在感慨中国经济仍然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同时国内消费不足。“如今，这句话已经过去近20年了，我们仍在讨论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近20年来，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于未来“中国是否能继续通过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保持价值链的提升，并提高中国人的收入”，他认为只需拭目以待。

劳伦斯森对中澳经贸关系保持乐观，指出这两个经济体“是世界上互补性最强的”。

他举例说：“如果中国想卖一大批廉价电动汽车，我们会欣然接受，因为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一大福音，而我们自身并没有汽车制造业。显然，这种情况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并不适用。因此，我认为，与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相比，倾销问题在澳大利亚的讨论并不那么激烈。”

“而且，随着中国向制造业供应链的高附加值部分迈进，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正面临着来自中国最激烈的竞争。”

劳伦斯森认为，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尝试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澳大利亚需要应对的局面是，中国也希望在原料供应上实现多元化。

“但这并非易事。例如，就铁矿石而言，我记得2008年，中国钢铁进口商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高价非常不满，因此开始着手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可澳大利亚出口商的成本最低，所以通常情况下，如果世界铁矿石价格开始下跌，最先被淘汰的供应商实际上是中国国内供应商，以及其他国家那些运营成本较高的矿山，中国进口澳铁矿石的比例，反而可能更高。”

尽管他以铁矿石举例，但也指出，中澳贸易结构其实已经相当多元化。“铁矿石总是占据新闻头条，这是价值千亿美元的贸易。但中国还是我们最大的燃料市场、最大的农作物市场、最大的畜产品市场、最大的教育市场以及最大的旅游市场，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种类非常丰富。”

可能有澳大利亚人会担心本国的竞争力，因为除了服务业之外，对华出口的大部分都是初级产品。但劳伦斯森说，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可它与中国无关，澳大利亚向所有国家出口的都是这些产品，比如对韩国的商品出口总额中，有三分之二是煤炭。

“比起与中国的关系”，劳伦斯森说，“我更担心澳大利亚未来与其他许多国家的贸易关系。如果澳大利亚真的想认真实现贸易多元化，不应该过分关注市场，而应该关注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品种数。”

在中澳关系中，美国似乎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当被问及出口管制是否明智时，劳伦斯森明确表示：“我会很肯定地告诉你，不，我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我认为这相当愚蠢。华盛顿将贸易武器化针对中国时，北京屈服了吗？并没有。概念上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相当困难。”

在具体的贸易问题上，澳大利亚与美国刚签署了一份《关键矿产框架协议》，显然是想解决稀土供应的难题。但在劳伦斯森看来，这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并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

“今年早些时候，当华盛顿方面有人抱怨，说澳大利亚应该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我们的贸易部长立即采取了积极行动，表示不想减少与中国的贸易，还想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进一步表示，我们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决定，而不是根据美国人的意愿。”

劳伦斯森承认，在南海问题等“硬安全”领域，中澳的立场也许接近光谱的两端，相距甚远，“但不应该陷入思维定式，认为澳大利亚和中国在战略领域截然相反”。

“例如，在支持多边组织方面，我认为堪培拉和北京的立场往往比堪培拉和华盛顿更为一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战略领域的竞争更为激烈，但并不是非黑即白，中国并非澳大利亚的敌人。”

而且，根据澳中关系研究所的民调，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实际上认为可以与中美两国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至少在澳大利亚，“目前的政治趋势是，与美国的安全联盟不应该意味着必须限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今年是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十周年，该协定是在保守派领袖托尼·阿博特执政时期签署的，如今有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保守派当年会支持中澳自贸协定，甚至现在仍然支持。

但劳伦斯森表示，去年研究所接待了当时执政联盟的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他仍然非常支持中澳自贸协定。前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在国防领域对华立场强硬，却希望中澳贸易额能翻一番。

“在澳大利亚，这很不寻常，两党竟然达成了共识，认为增加与中国的贸易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而且这并非一个很冒险的立场，因为当你询问澳大利亚公众的意见时，他们也持同样的观点。”

研究所的民调里，恰有一个关于中澳自贸协定的问题。对于“中澳自贸协定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的说法，60%的澳大利亚人同意，只有不到10%的人不同意。“澳大利亚公众与美国公众的态度不同，我们实际上非常支持与中国开展更多贸易。”

类似地，无论美国和东盟国家签署什么谅解备忘录或联合声明，劳伦斯森认为，很多贸易和投资决策还是要基于经济基本面。

“如果马来西亚或东盟果断地从中国转向美国，我会非常震惊，因为我不认为美国是东盟的经济未来。东盟目前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几乎是与美国的两倍……东盟当然乐于与美国加强合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这样做要付出代价，或者意味着减少与中国的经济接触，结果还真发生了，那真会令人惊讶。”

劳伦斯森表示：“所以，在这个地区，我感觉不到有哪个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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