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不寻求新的SDT会对WTO及其改革、中国外贸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中国与美国乃至其他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周汉民：中国提出不再寻求新的SDT，其实是助推了WTO改革和规则的现代化。

WTO成立30年来，许多成员都要求对SDT进行差别化、规则化的改革。所谓差别化改革就是要给出客观标准，所谓规则化改革就是一方面要处理成员间发展水平差异，同时还要促进成员不断发展的目标。中国的表态是为推动一套更基于职责与能力的规则化框架改革创造政治条件。我认为会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与效能的提升。

与此同时，WTO现在有许多新的议题，比如绿色贸易、投资规则、数字贸易。中国如何在国际上以一个更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来争取话语权？我认为这次宣示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长期来看有利于中国从规则的接受者向规则的塑造者转型。短期来看，未来不再请求新的 SDT不会对我们与世界的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当下，这一表态会更多、更快地促进WTO多边规则的谈判。

这样的一次政策宣示，可以让世界了解到，大家会从一个更可预测、更公平的国际规则中受益，而中国正在加入这样一个更可预测、更公平的国际规则的建设。

当然，由于我们减少了相关的缓冲时间，中国的企业需要加快技术升级、合理规制及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调整。当下中国企业一定要对ESG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好的呼应，有积极的进取。

至于和西方的关系，这些年由于中国在努力的发展和进步中，美西方有人诟病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入世二十几年来，其实根本没有完全、全面用足这一特殊待遇，我们在许许多多谈判中做的比发达国家更好。比如农产品补贴的不断消除，我们的努力是更直接、更到位的。

观察者网：中国的这个决定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反响。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相关决定表示欢迎，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对世贸组织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中国的决定反映了对更加平衡和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承诺。您对此有何解读？

周汉民：我认为，首先这是对中国制度性开放的充分肯定。中国的制度性开放无论是申请加入CPTPP 和DEPA，还是在RCEP和WTO中有更大的作为，一个极为关键的标志就是，我们要用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开放来引导我们的改革。所以这一重要的政治宣示也是一个积极信号，意味着在一些议题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达到更平衡贸易规则的可能。

观察者网：您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早的研究世贸组织的专家学者之一，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在这前后的十年间，您就著作和主编了多部有关世贸的专著，影响很大。您对世贸及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发展有着长期深入独到的洞察和追踪，您觉得历经千辛万苦中国最终得以加入世贸组织并争取到SDT，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周汉民：回想研究WTO的历程，从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原始缔约国席位开始，包括我在内，上海一批学者就孜孜以求，以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来服务于国家这一重大的战略性谈判。

首先，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始终以制度性的准入与市场开放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就是说，无论是承诺降低关税、开放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的价值链，都以与国际规则融合作为基本目标。

第二，中国在入世的初期阶段有这样的SDT的安排，对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特别是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及我们向先进做法学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入世之初，我时任浦东新区的副区长。当时我就挑选了一批同道，组成一支队伍，专程到WTO协定起草教授之一——美国乔治敦大学约翰.杰克逊教授那儿学习过几周，回来认真提出浦东应对WTO的方案，我特别想念他也感谢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

总而言之，加入WTO，第一我们需要学习，第二需要必要的过渡安排，第三在过渡安排期间需要不断地靠拢更高、更全面、更先进的规制来推动我们的发展。这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同时要说，未来WTO的规则更严格，谈判更复杂。我们只有学习之，把握之，善用之，才能得益之。

周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