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王旦（Dan Wang，音译）的人生轨迹与中美两国紧密交织：2000年，出生于云南、当时7岁的他先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后定居于美国旧金山，最终成为一名科技分析师。

2018年，出于对中国工程领域发展的强烈好奇，王旦重返故土，在香港、北京、上海先后居住近6年，专注研究中国技术发展动态。

在王旦眼中，这几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这段经历也让他清晰看到中美治理逻辑的差异：王旦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工程思维”治理的国家，由具有工程背景的人士主导，擅长统筹建设；而美国已演变为一个“律师主导型社会”，凡事倾向于设置阻碍，联邦政府已沦为一个“由律师掌控、为律师服务、替律师发声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lawyers, by the lawyers and for the lawyers）。

为了跳出上世纪 “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传统标签化概念来解读中国，王旦撰写了《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极速前进：中国塑造未来的探索》）一书，力求厘清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真实变化。该书已于今年8月下旬正式发售，并入围英国《金融时报》年度商业图书长名单。

近日，在接受《金融时报》的播客节目采访时，王旦进一步分享了他对中美经济技术发展的见解，以及对未来全球秩序的看法。

工程型国家VS律师型国家

王旦在新书中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工程型国家’（engineering state），它用‘大锤’（务实高效的行动力）来解决问题；而美国则是‘律师型社会’（lawyerly society），遇事动辄拿出‘法槌’，结果几乎会阻碍所有事情，无论其本身是好是坏。”

他指出，1984年至2020年间，美国民主党所有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都有法学院就读经历。在他看来，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的“法律精英阶层”将程序置于结果之上，且其制度设计系统性地偏向富裕群体。

反观中国，领导层大多拥有工程学学位。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是煤矿工人、地质工程师，或是参与过大坝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

王旦认为，两国治理模式的差异，也正是美国如今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几无成效的关键原因。

王旦曾在纽黑文的耶鲁法学院担任研究员。他调侃道，自己偶然找到过一份1914年的纽黑文大都会北方铁路时刻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纽黑文的火车速度，居然比2025年的还要快一点。

尽管他承认这“这并非完全公平的对比”，毕竟当时的特快列车只停一站，而现在的列车沿途要停靠约24站，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本应该比一百年前跑得更快，可在康涅狄格州，事实并非如此”。

在纽黑文长大的主持人艾登·赖特（Aiden Reiter）听到这话，忍不住笑出声。

赖特对王旦的吐槽感同身受，他也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搭话道，“我也乘坐过那些南北贯通、连接（中国）全国的超高速列车，它们的速度和乘坐体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中美高铁建设的差距，王旦也在新书中有所提及：2008年，美国加州高铁、中国京沪高铁几乎同时启动规划建设；但三年后中国高铁如期通车运营，而加州高铁的开通时间却一再延后到了2030年，造价更是飙升至1280亿美元。

4月25日，江苏苏州，飞驰的京沪高铁列车穿行在阳澄湖河段，夕阳映照成景，构成一幅美丽的夏日画卷。视觉中国

王旦还在书中列举了更多所谓中国“工程型国家”的成就。《金融时报》评价称，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间非凡的经济与技术变革的描述中，王旦书中引用的一些数据，其冲击力堪比“一记重锤”（sledgehammer blows）。

比如，他提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到2030年，中国将占据全球工业产能的45%，而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所有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的工业产能占比总和仅为38%。

王旦在节目上说，“‘全球其他国家在工业产能上无法与中国匹敌’这一事实令人震惊，我认为这种局面相当危险。”

他坦言，工作让自己接触到不少硅谷的“技术极客”，但这些试图“在盒子里创造上帝”的人再野心勃勃，也无法让他看到美国长期保持主导地位的信心。

王旦更希望，美国能将目光转向“建设能力”，“或许未来会出现通用人工智能（AGI）或‘超级智能’，但中国届时将拥有大量船舶、太阳能设备、无人机和军需物资。而美国甚至连旧金山的公共厕所这类简单设施都难以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