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正牵头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合作项目进行审查评估，以确定美国是否应该放弃该项目。外媒声称，这一消息引发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焦虑。

不过，在澳大利亚知名学者、萨姆·罗格文（Sam Roggeveen）看来，AUKUS核潜艇项目有不少问题，对澳大利亚并不完全有利。

这位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ion)的国际安全项目主任，近日参与了播客节目《太平洋两极》（Pacific Polarity），与播客主持人李泽西对话。他在著作《针鼹策略》（The Echidna Strategy）中，列出了不少反对意见，并被AUKUS的反对者所引用，在播客中他对此表示“欢迎”。

核潜艇项目绑定美国、挑衅中国

他的反对意见，主要针对AUKUS协议中的核动力潜艇部分。

AUKUS潜艇概念图

首先，是实际操作层面的巨大挑战。

罗格文指出，美国目前每年生产约1.1至1.2艘核动力潜艇，但为满足自身订单及澳大利亚的需求，这一数字需增至2.3艘，他认为这“非常难以实现”。

同时， 澳大利亚自身也面临重重困难。他认为，本国实际上将同时开展两个核动力潜艇项目，先是弗吉尼亚级，后续是来自英国的AUKUS级，并对现有柯林斯级潜艇进行大规模升级。

澳大利亚从未同时开展一个以上潜艇项目，现在却要面对三个时间上重叠的项目，这需要“巨大的提升”才行，他认为“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其次，在战略层面有着潜在风险。

罗格文认为，即便克服所有这些实际障碍，澳大利亚最终获得八艘具备全球投射潜力的核潜艇，将使海军甚至整支澳大利亚军队，都以此为核心。

但这样一支军队的创立目的，是“补充美国海军能力”，协助美国将中国海军“限制在第一岛链”，甚至“向中国大陆发射导弹”。

他强调，核动力潜艇项目将使澳大利亚“非常、非常紧密地”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绑定，“从属于或隶属于它”，这既“没有必要”，也“对中国具有挑衅性”，不应是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的追求。

罗格文判断，这只会加剧澳大利亚的“安全困境”。

AUKUS还涉及美国在西澳大利亚的斯特林海军基地（Stirling）部署核动力潜艇，以及升级达尔文以南廷德尔（Tyndall）的空军基地，供美国轰炸机使用。

这些举动将使澳大利亚成为潜在目标，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这些基地将用于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因此成为攻击目标。他认为这“没有实际收益”，反而“侵蚀了澳大利亚的安全”。

他主张澳大利亚应奉行“国防自主”（self-reliance）政策，而AUKUS却使其“更加依赖美国”，所以，澳大利亚应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如果基于“国防自主”，那么支持AUKUS核潜艇项目的论据就变得非常薄弱。发展核动力潜艇最说得通的情况，就是假设将与美国紧密合作。

罗格文强调自己并非“反美主义者”，然而“世界已经改变了”，他做出的是一个“纯粹的实用主义判断”，即“美国的力量在未来对澳大利亚的可靠性将降低”。

在他看来，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并且未来与美国的联盟“相关性将降低”。

但澳大利亚的战略和经济影响力都“太小”，无法影响美国在东南亚的决策。

他认为，美国确实将根据自身核心利益做出决定，可“东南亚没有任何事物对美国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会为此与中国开战”。东南亚对美国而言“一直是一个次要战场”，其主要安全利益集中在东北亚。

澳大利亚未来增加国防开支，可能只是为了应对美国可靠性下降的“保险政策”。类似地，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并非为了留住美国，而是担心美国终将撤退。

渲染“中国威胁”毫无必要

当被问到美国为何坚持制约中国时，罗格文认为美国所谓“核心利益”会受影响的说法“不令人信服”。

他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极其安全的国家”，很难证明自己必须是亚洲的主导力量，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拜登时期的美国国防官员、专门研究对华政策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近日撰文提议订立“太平洋防卫条约”。但关于所谓中国对美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的说法，罗格文认为“很难想象中国如何能够集结那种力量”，拉特纳可能低估了美国自身的实力。

他认为最令人信服的论点是关于“美国地位”的问题，即美国可能为避免降级为次要角色，而与中国对抗。

但他同时指出，这方面的论据并不一致，所以不能“给予过多信任”。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行为并未始终将维持国际位置于最高优先。

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内面临其他大国的制衡，例如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俄罗斯在中亚、日本和美国在东北亚。

然而，他认为东南亚是一个例外，那里没有“常驻大国”。但澳大利亚拥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显著的地理距离”，因此面对中国时也“完全有能力”保持“独立立场”，不“随波逐流”。

罗格文还认为，将反对AUKUS的立场等同于“亲华”来批评，是“非常肤浅的”。不过，在澳大利亚的论辩中，这种“反AUKUS即亲华”的指责“相当罕见”，通常只出现在“边缘群体”。

“精英与民众渐行渐远”，这在西方政治中普遍存在，他指出澳大利亚也出现了此类“真正危险的信号”。

但澳大利亚与西方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并未产生民粹主义”。澳大利亚没有出现“特朗普式的人物”，也没有发生“英国脱欧”，也没有出现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的极右翼政党崛起。

他指出，一个重要因素是澳大利亚制度要求“强制投票”，“这往往有利于中间派而非极端派”。因此，澳民众对主要政党的不满情绪，反而被引导到了像“青绿派”（Teal）这类“其他广泛的中间派政治运动”中，而非极端主义。（观察者网注：“青绿派”系独立候选人，意识形态上普遍温和，但大多支持环境和气候政策，许多候选人在选举中使用青色材料”。）

但这也意味着，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精英与公众之间“没有明显分歧”。所有民意调查证据都表明，澳大利亚公众“压倒性地支持美澳联盟”，并“坚实支持AUKUS协议”。罗格文认为，这部分是由于公众在不熟悉的议题上，倾向于寻求精英的答案。

由此可见，反对AUKUS核潜艇的道路显然还很漫长，但如今的美国朝令夕改，如QUAD可以说是偃旗息鼓，AUKUS的未来会如何，谁又能确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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